1941年，李兆麟把半岁的儿子扔在深山，妻子嚎啕大哭，他却怒吼道：“你如果敢把孩子抱回来，我就开枪把他打死！” 1929年的秋天，李兆麟通过本乡的共产党员李农儒的介绍，他开始接触到了革命的火种，并在党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工作之中。“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深感国难当头，个人的命运紧密地与国家的命运相连。 他毅然前往北平，参加了抗日民众救国会，并在平西一带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最终回到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肩负起抵抗外敌入侵的重任。 1932年5月，李兆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他迈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 此后，他被派往本溪煤矿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调入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 在那里，李兆麟先后前往海伦、珠河等地，积极参与创建抗日武装，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在1939年5月的东北大地，正值春末夏初之际，但对于李兆麟及其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来说，这个时期更多的是硝烟与战火。 李兆麟被任命为总指挥后，面对着艰巨的任务和复杂多变的战局，他毫不畏惧，决心在松嫩平原上开展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他深知，只有通过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才能在物资和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面前取得胜利。 于是，李兆麟亲自策划并指挥了一系列敢死队伍的突袭行动，对日军据点进行了精准打击。在讷河、克山、肇源等地，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优势，展开了突然袭击，成功攻克了这些重要县城，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抗日力量的士气和信心。 在那段充满硝烟与苦难的岁月中，李兆麟的家庭，就像无数在抗日战争中的普通家庭，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与牺牲。 1940年的寒冬，对于李兆麟的妻子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未知的时期。 怀着身孕的她，和所有的抗联战士一样，面对着生存的极限挑战——所有的粮食和武器都要从敌人手里夺过来。 当时，食物极度短缺，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树皮和草根成了他们唯一的食物来源。 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李兆麟的妻子也不得不跟随战士们，吃起了松树皮。 她将外面的老皮削去，将里面的嫩皮放在水里煮着吃。 这样粗糙且难以消化的食物，让她们的身体状况极差，大便不畅，但是，她们抗日的决心从未动摇。 随着分娩的日子越来越近，组织决定让李兆麟的妻子和一位女战友离开部队，以确保母子安全。 她被安置在一处隐蔽的山洞里，这个简陋但相对安全的避难所成了她临盆的地点。那时，食物的短缺达到了极点，她和她的女战友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 面对生死存亡的大局，两位女性做出了一个惊人但充满牺牲精神的决定——杀死留给她们的唯一马匹。这匹马本是用来作为紧急逃生时的交通工具，但在绝望的境地中，它被转化为了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 随着临盆的时刻到来，李兆麟的妻子在冰天雪地中扒开积雪，只能依靠一个军用毯子作为临时的产床。那是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夜晚，每一次阵痛都让她痛苦不堪，但她咬紧牙关，坚强地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追击的关东军士兵却误以为李兆麟藏匿于此，紧追不舍地向她们逼近。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生完孩子后不久的李兆麟的妻子不得不在脐带还未来得及处理的情况下，匆忙撤离了。 一路上，她不仅要忍受身体的剧痛，还要面对冰雪覆盖的恶劣环境，那股冷风仿佛要穿透她的每一寸皮肤。 为了保护新生儿不受寒冷和饥饿的折磨，她只能采取最后的措施——用大烟土来让孩子安静下来。虽然她心中充满了愧疚，但在那种绝境下，为了生存，为了让孩子不成为追兵的目标，她别无选择。 第二年春天，当冰雪融化，万物复苏之时，李兆麟和妻子的孩子已经半岁，他的笑容如同春日里温暖的阳光，给这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家庭带来了一丝久违的安宁与希望。 李兆麟虽然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但心中始终挂念着家中的妻子与儿子。 一次，他得以从繁忙的战事中抽身，回到家中草拟一些重要的文件，他的妻子满心期待这个身负重任的丈夫能看到他们的孩子，想象着丈夫见到孩子时的喜悦场面。 一天，趁着妻子不注意，李兆麟抱起自己的儿子，决绝地走向深山，将孩子留在了那里。 当妻子发现孩子不见了，急忙四处寻找，最终得知真相后，她的心如刀割，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她不理解，也不能接受，怎么会有父亲忍心将自己的骨肉置于如此危险之地。 面对妻子的质问与不解，李兆麟的表情异常严肃，他的话语更是无情而决绝：“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敢把这个孩子抱回来，我当着你的面儿用枪打死。我不能让一个总指挥的儿子的哭声引来敌人，我要保全我的队伍继续抗日！” 这番话语，如同寒冰一般，刺入了妻子的心脏。但在那个年代，李兆麟的决定虽残忍，却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出于对战争责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