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李仙洲被特赦后，问周恩来：我有个心结，13年了都没弄清楚，周总理的回答，让他释然。 李仙洲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家，他的求知欲望从小便非常强烈。 九岁时，他父亲为他延请了塾师，李仙洲便开始了对《四书》和《五经》的学习。这些儒家经典不仅磨砺了他的文学素养，更植入了他深深的国学根基，为他后来的人生旅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到了十九岁，李仙洲的生活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考入了县立单级教授养成所，虽然学习期仅有短短三个月，但他在那里接受的教育让他对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县劝学所(相当于今县教育局)的分配下，他开始了两年多的小学教师生涯。 1924年春，李仙洲的生活再次出现转机。他的密友孟民言，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前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对于久慕孙中山先生的李仙洲来说，这是一次金不换的机会。 李仙洲带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广州黄埔军校的旅程。 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和筛选，他被正式录取为黄埔军校的学员，这标志着他人生新的篇章的开始。 李仙洲被编入第三队第一区队。由于他年龄较大且已有家庭，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 在军校中，李仙洲展现出了他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能。他严格遵守军纪军规，对待训练认真刻苦，深受教官和同学们的尊敬。 军校的训练极为严格，每天从清晨的体能训练开始，到夜间的策略学习和地图分析，几乎无暇歇息。除了基本的军事训练，李仙洲还学习了战术策略、军事历史和国际关系等课程，这些知识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增强了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黄埔军校的教官队伍由中国和美国的军事专家组成，其中最有名的是“飞虎队”的将领陈纳德。陈纳德对李仙洲的飞行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经常将他作为示范来教授其他学员。 在这里，李仙洲不仅学会了如何操作战斗机，更学会了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保持冷静，做出快速决策。 在黄埔军校的一年多时间里，李仙洲的军事技能和理论知识都有了质的飞跃。 1925年12月，随着黄埔军校第一期的结业，李仙洲和他的同学们被编入新组建的教导团，他被任命为第七连的二排排长。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李仙洲这位热血军人的御侮之心终于得以实现。他对抗外侮的热情与日俱增，渴望为国家的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1年至1943年的这段期间，李仙洲指挥的部队主要活动在皖北、豫南及苏北一带。在这些地区，李仙洲部不仅频繁与日军进行激烈的交锋。 在1946年的复杂军事和政治背景下，李仙洲的军事生涯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的副司令官，这一职位意味着他需要作为资历较浅的王耀武的副手，参与管理和指挥军事行动。 随着这次任命，第二十八集团军的番号也被正式撤销，标志着一个军事单位的结束及新的开始。 1947年1月，国民党军在内战中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集中了30余万兵力对鲁南地区进行进攻。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策略性的后撤，放弃了临沂，转而向北移动，准备在更有利的地形中与敌军交战。 在激烈的战斗中，解放军以较少的代价全歼了国民党军7个师，共计5.6万余人。 对李仙洲个人而言，莱芜战役成为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低点。在战斗中，他不幸左腿受伤，并最终被俘。这次伤势对李仙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他不得不面对身体上的痛苦及战俘的身份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这一阶段，他被安置在东北战犯管理所及后来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李仙洲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参与战斗，而是开始了一段学习和劳动的生活。在战犯管理所中，李仙洲接受了思想教育和再教育，同时通过劳动改造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1960年的11月，李仙洲获得了特赦，恢复了自由。 那天，周恩来总理亲自邀请李仙洲坐在自己身旁，而且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这对李仙洲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和安慰。 谈话中，周总理回忆起黄埔军校的往事，他特意提到记得李仙洲和另一位同学曾扩情，因为他们两人当时的年龄比较大。 这段回忆让李仙洲感到既激动又自责，他动情地表示：“学生不争气，造了不少罪孽，辜负了老师的教导。” 对此，周总理则宽慰他说：“过去的事就不说了，我们要往前看。” 李仙洲曾长期困惑于他的老战友韩练成的神秘消失。 直到那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在周总理面前提出了这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韩练成究竟是怎么失踪的？” 周总理对李仙洲的问题不以为意地笑了笑，略带神秘地回答说：“他早就回来了！等会儿你就会明白的。” 不久后，门被轻轻推开，韩练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的脸上带着熟悉的微笑，站在了李仙洲和周总理面前。 原来，韩练成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暗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周总理亲自将他培养成一名革命工作者。在党的指导下，韩练成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屡立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