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郭村
郭村的地形确比吴家桥好，吴家桥是七里长庄，摆成狭长一条线，不好守；而郭村三个庄子呈三角形，东边向泰州，是水网地带，北边张星炳部所占，也是水网地带，西边是运河、邵伯湖，不利于部队运动，只有南面和西南面是开阔地，利于部队固守。我纵确定保卫郭村以后，根据胡服同志固守一个星期的要求，进行了部署：将在吴家桥地区的后方机关、医院分散到农村群众中去隐蔽，将随部队到达郭村的地方机关、后方机关全部集中郭村；在郭村构筑工事，设置防御阵地；由于全部只有一团和纵队特务营合计四个营的兵力，一团全部担任防御，北面以一个营防御张星炳进攻，两个营在南面、东面防御李长江进攻，纵队控制特务营为机动兵力。根据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针对李长江各部政治态度不同，配合不会十分协调，张星炳攻击不会十分积极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以阵地前的短促突击，击退敌人进攻，稳定郭村阵地。
李长江为什么选择六月二十八日向郭村我军发动进攻呢？
以后查明，六月二十八日韩德勤发出电令：“决将该匪军就江都两泰各县境内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除授予八十九军等部武装进攻我军的任务外，电令规定：“着李总指挥（明扬）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部队并泰州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境内各匪军一鼓而歼灭之。”可见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是韩德勤反共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长江部先后到达蓝家桥、白塔河、杨家桥、庄家桥、吴家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对郭村的包围态势。六月二十八日拂晓战斗打响后，可以看出敌军部署和郑少仪送来的情报一致。李长江部队的来势很猛。郭村西南面是旱地，一片坟包，便于敌军接近。果然，陈中柱一个纵队从那个方向猛扑过来，来势汹汹。这里我军只有一个加强连，李长江部队逼近我军阵地，子弹打到了驻在村西端的特委机关。我在阵地上，从望远镜中看到：李长江部队正以密集队形向我阵地扑来，在我军密集手榴弹反击下仍是蜂拥而上。我判断很可能这是李军主攻方向，立即命令特务营出击。在炽烈的火力掩护下，特务营一个猛烈的反冲击，将李军击溃。一小时后，特务营押着两百多俘虏胜利归来。从俘虏中一查，果然是陈中柱的部队。陈才福部从东南方向来犯，也被我军以反冲锋击退。其余各部李军气焰稍敛。激战至黄昏，李军仍不死心，倾全力占了郭村外面的小庄子，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在我短促反击下，歼其两个大队。这一天李军的总攻，共动用了十三个支队（团）。
二十九日拂晓，李长江发动第二次总攻。进攻的重点改在南面，战斗开始就很激烈。据俘虏说，李长江下了死命令，要陈中柱、陈才福坚决拿下郭村，并且对部队许愿，打下郭村，放假三天。旧军队的所谓“放假”，就是任凭奸淫掳掠。这就更激起我军民的无比愤怒，斗志愈加旺盛。郭村人民冒着炮火直接支援战斗，纵队司令部侦察连连部驻地的房东全家上了战场，由老大爷领着，男女老少五口，扛着锄头钉耙，一上阵地就帮着修战壕，劝说他们下去也无效。年轻人偷跑到战场与战士一起作战，老奶奶送来麦饼、猪肉……部队也打得特别顽强和勇敢。教导队队长蒋鹤林亲自端起机枪向突破了前沿阵地的敌军猛扫，硬把那些兵痞压了下去，自己也身负重伤，高呼口号，壮烈牺牲。一团参谋长廖政国正患疟疾，发烧四十多度，躺着昏昏沉沉的，听到枪声紧密，越打越近，硬撑着爬起来，抱病带领部队出击，把李长江部队打得抱头鼠窜。激战终日，终于把李长江部队击退到离郭村二里路的王家庄。
三十日，比较平静。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熟悉李长江的草包脾气，程咬金三斧头，只要挡住他前三斧就好办。他连续两天拂晓进攻，吃了苦头，会不会改在夜间攻击呢？夜战是我军特长，对手一般说不会采用这一战法，但郭村我军兵力薄弱，防御空隙大，李长江也就有可能在夜间将他的第三斧砍来。北面张星炳那里估计不会有积极动作；西南、南面都已经攻过，连续碰壁；东边还没有攻过，这个方向是个空隙，水网地带，由颜秀五二纵队担任进攻，颜部攻得不积极，我们防得也不严密，李长江很可能选择这里乘虚而人。根据这个判断，我加强了东边的防御，派廖政国同志带一个营去，夜间派出游动哨，发现李长江部队正在运动，我即主动出击，短兵相接，把进攻之敌逐出数里以外，李长江的进攻尚未形成就被粉碎了。此时，突然收到少奇同志六月二十九日来电：八路军五纵队因日寇“扫荡”不能如期赶到，新四军五支队也因大刀会所阻，无法增援。我一看，急得浑身冒冷汗！江南我军正在遭受冷欣的进攻，一时过不了江。惠浴宇同志带了一个连去接陈毅同志，但被隔在新老洲。千斤重担全部压在我身上了！正在此时，陈毅同志急电调来增援的苏皖支队，由陶勇同志率领，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寇封锁线，日夜兼程二百里，到达了郭村西面的杨家桥、麻村一带，与我们取得了了联系，并于当夜进入郭村，分担了对北面张星炳部的防御任务。这样，郭村我军增至七个营的兵力，形势有所缓和。
战斗的第四天，也就是七月一日，我和陶勇、管文蔚、韦一平、张藩、吉洛等同志开会研究，认为八路军五纵队和新四军五支队已不可能来援，江南部队也一时来不了，如果仍按原定部署固守待援，旷日持久，如韩德勤投入主力参战，前无救兵，后无退路，万一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们已有七个营兵力，可以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局部反攻，打破被包围的局面。遂决定由一团乔信明团长、刘先胜政委率领两个营，向扬泰线出击，趁李军后方空虚之际，直取宜陵，撕开缺口，打通与吴家桥地区的联系。一团两个营连夜出发，插入李军后方，以坚决勇猛的动作一举攻下重镇宜陵，横扫敌阵，歼灭李长江部队三个支队（团）部。
这时，陈玉生同志率部起义，在四团接应下，到达了吴家桥地区，控制了江南江北的交通要道。王澄、姚力等同志也在泰州北面的港口率领李军五支队四大队和重机枪连暴动成功，逮捕了反动的支队长陈生东，进入郭村。这样我军兵力就相当于五个团了。非但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且打破了李长江的包围，郭村到宜陵到吴家桥连成一片，使江南部队能够顺利北上，北上之后也有了集结基地。
李长江损兵折将，头破血流，一气之下，从泰州城跑到了前线。七月二日拂晓，李长江亲率高级军官指挥部队向郭村发起猛攻。我们除留少数部队监视和抗击张星炳、颜秀五两部外，全力反击。在李长江亲自督战下，李军的攻击气焰重起，整团整营的兵力猛扑上来，逼近我军阵地。我一团一营不断反击，但一进入开阔地就遭到李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廖政国同志抱病上阵，带着部队冲出圩子，展开了白刃战。苏皖支队将张星炳部的进攻击退后，由参谋长张震东率领一个营，从另一个方向向李长江部队侧击。刺刀撞击声里，李军的攻势被打垮了。李长江三次总攻，被歼三个团，击溃十个团，对郭村的包围被粉碎了。
清理战俘中，发现了反共骁将陈中柱，衣衫破碎，狼狈不堪。
战局大变，攻守易势，李长江部队溃退到塘头，李长江本人仓皇逃回泰州城。陈玉生部队和四团由吴家桥开回郭村，我军全部集结在郭村、宜陵之线。
有理有节
七月三日，惠浴宇同志把陈毅同志从新老洲接到郭村，纵队和特委的负责人都去迎接他。我们以为打了胜仗，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他骑在马上气鼓鼓的。我想：咦，怎么回事？陈老总下了马，我向他敬了礼，伸出手去，他一面和我握手一面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的顽固派乱揪！，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纵队司令部召开了作战会议，部署反攻，陈司令员也出席了。会议决定发起全面反击，攻取塘头。陈毅同志也主张一不做，二不休，扩大战果，打下塘头。一则塘头是产米区，税收多；二则塘头控制着我军东进必经的大河。全面反击的部署是：以陈玉生、王澄部队留守郭村；以一团一个营控制宜陵，两个营和四团正面进攻塘头；以苏皖支队迂回到离泰州城西七里的九尺沟，切断塘头李军归路。我请陈毅同志作指示。陈毅同志说：“很好，就这么办吧。不过，不准打进泰州城，要留有余地。我们还是‘灭敌、联李、孤韩’的方针。两李是地方势力，争取他们中立，完全是可能的。李长江发动进攻，稍予惩治是必要的，现在他已经碰破了头，得到了教训，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其和我军合作抗日则更为重要。只有这样，对抗战，对开辟苏北根据地才是有利的。”
于是我纵队和苏皖支队分路出击，一举夺取塘头，俘虏李部官兵近两千，直逼泰州城下，先头部队占领了位于九尺沟的泰州城外的碾米场。
陈毅同志明确规定追击不准越过九尺沟，但是枪炮声从东南方向逐渐移向正东，从郭村出发迂回九尺沟的苏皖支队的追击方向上，枪声越来越远。陈毅同志曾三进泰州，熟悉地理位置。他刚刚进屋子去，忽然又跑了出来，脸色严峻地对我说：“不对头，不对头，这枪声好像已经过了面粉厂！叶飞，你听，怎么搞的？”
“命令上规定得清清楚楚嘛！”我说。“命令不保险噢，你赶快去处理。”“我马上派参谋去。”
陈司令员虎着脸说：“不行，你自己去，骑马去！传我的命令：谁没有我的命令进了泰州城，我杀谁的头！”
我飞马赶去，到了九尺沟一看，果然有人过了河，是苏皖支队的一个连。我找到陶勇同志，对他说：“你们部队过了河啦！陈司令发脾气啦！”谁都怕陈司令员发脾气，陶勇同志一看是我去传达命令，可见陈老总的脾气发大了，一面说：“进城是不敢的噢！”一面叫号兵吹号调兵。果然，过了河的部队乖乖地回来了。
陈毅同志派出新四军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同志到泰州和两李谈判。朱克靖同志在北伐战争时期曾经担任国民党革命第三军党代表，李明扬任第三军副军长，两人交谊颇深。朱克靖到泰州，李明扬也从兴化赶回收拾残局。朱克靖同志代表陈毅同志表明诚意：为顾全大局，“不打泰州是尊重友军及老前辈”，希望两李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八个字来推动抗战。陈毅同志又亲自给李明扬通电话，再次表明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战，愿意与他重修旧好。李明扬对此求之不得，连忙放出挺纵谈判代表陈同生、周山同志，赔礼道歉，派专使陪送回挺纵。陈毅同志又应李明扬要求，释放李军俘虏七百余人，发还部分缴获枪支，再次表明新四军的诚意；并要求李明扬团结抗日，如果将来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时，两李应保持中立。李明扬对此一一答应。
有关郭村战斗的评说
郭村保卫战迄今将近半个世纪了，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有人说：郭村战斗不该打。
到底该不该打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将磨擦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一九四O年春以后，华中的反共风云日紧，磨擦事件纷至沓来。三月，韩德勤自恃兵力雄厚，在皖东进攻江北指挥部；六月，又奉蒋介石之命发动反共进攻，“决将该匪军就江都两泰各县境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李长江是奉韩德勤电令进攻我军的，我军不论在郭村或吴家桥，都在“包围而歼灭之”的范围之内。我军退避江南又如何呢？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只是蒋介石策划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同时从南、北、西三路向新四军大举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苏南，冷欣指挥四十师、六十三师等部围攻我军，江南指挥部被迫退到溧武公路以北。六月十五日，李长江即将进攻郭村之际，陈毅同志决定率主力渡江北移，而冷欣紧追，袭击我军；十八日，我军奋起还击，于西塔山地区歼其两个团，余部溃逃。江南我军尚且被迫北上，挺纵如果退避江南，失去大江南北的交通枢纽地带，重楫江北时，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势必严重影响江南主力转移苏北的方针。李长江进攻郭村之前，先要解决陈玉生支队，这是不能不接援解救的。苏北我党领导的武装，如瞿犊王进部队、陈文部队已遭顽固派并吞，党组织被破坏，领导人惨遭杀害，殷鉴不远，不能再蹈前车之覆！
我军发现李长江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后，曾派代表去泰州谈判，接待李军参谋长来郭村视察……等等。都是为了尽量避免武装冲突，至少争取拖延时日，以待陈毅同志率江南部队渡江北来。但李长江挑起战火的决心已下，扣留代表，部署进攻，不仅冲突避免不了，拖延也拖延不下去。我军是被动的受攻击的一方，李长江是主动进攻的一方，打上门来了，不打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坚决自卫。所以，郭村保卫战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挨打后该不该自卫的问题，如果从这方面考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有人说：两李是中间派，不该打。
上面已经说过，郭村战斗是自卫。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对待中间派是否只能团结不能斗争？其实，中央军委《关于对待中间派方针的指示》（一九四O年五月四日）说得很清楚：“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对其一部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
我军进驻郭村，虽然这是两李地盘，但处于两李侧后，原想避开两李，直接顶到韩德勤的下巴颏下，省韩来攻则粉碎之。李长江来攻，并不在乎郭村弹丸之地，而是在省韩唆使下，自恃强大，背信弃义，妄图在我江南主力北渡之前，解决陈玉生、玉澄两部，消灭挺纵，确是“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中间派是摇摆于进步势力与顽固派势力之间的中间势力，可能为我争取，也可能摆向顽固派。对待他们，“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能一切斗争否认团结，而是综合两方面的政策”，从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从退让中求团结则团结亡。“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这是团结；“坚决打击，作为警告”，这是斗争；“中途妥协，言归于好”，这是经过斗争后取得的新的团结。我军自卫，这是“有理”；“对其一部给以坚决打击”，这是“有利”；“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这是“有节”。事实证明，对李长江的“警告”是有作用的，黄桥决战中两李中立，也包含这一因素，他们在挺纵一个团的面前还打了败仗，何况江南主力都已北来，不得不慎重考虑后果。陈毅同志决定不攻泰州城，是很英明的，又给予两李一定好处，做到了“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否则两李无路可走，就把他们推到省韩那里去了。
中间派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个“五四指示”就提出：“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就两李内部来说，李明扬和李长江不一样，张公任和陈中柱不一样，颜秀五和陈才福更不一样。对这些人和他们的部队都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形而上学。例如张公任，属CC系，但他支持抗日，对我军态度较好；陈中柱与陈泰运同属黄埔系，前者反共坚决，后者则摇摆。而且中间派也和任何事物一样，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变化、重行组合。李长江后来就由中间派转化为投降派，公开投敌，我军方针也就“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有人说：郭村之战风险太大。
郭村之战确是冒了很大风险，不仅是冒孤军作战的风险，又冒分兵援救陈玉生的风险。
惠浴宇同志告诉我，他到新老洲接到陈毅同志时，郭村战斗已经打响，陈毅同志急得跳脚骂娘，当然除了埋怨胡服，就是骂我了，骂我冒失鬼，初生之犊不畏虎，还说：这下好啦，就你叶飞和管文蔚能逃出来，就叫我收容啦……等等。
我一直等陈老总批评我，然而，他在干部会上讲话都是表扬。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好，我那么违抗他的命令，换了别人那还了得。但陈毅同志却是只要你做得对，他就不会见怪，所以我敢对抗他。所以，他一进郭村的那句话，也很清楚，意思是说本来要大骂一顿，现在打了胜仗，有理了，还能批评你们？部队出击之后，我去看陈毅同志。他正写好一首歌词，随手递给我。那歌词题名《保卫郭村》笔名：绛夫。
六月二十八，炮火沸腾，顽固派十路进攻包围郭村，想断绝人民的生命，想歼灭抗战的孤军。
顽固派三次总进攻，冲不破军民合作的血肉长城。
顽固派反动的大“扫荡”，激起了反共营垒的起义革命。孤军怒吼了，转守为攻，顽固派被打得豕突狼奔。
孤军英勇，领导坚强，是胜利的核心。
军民团结，友军起义，是胜利的保证。反共阴谋，又被粉碎，日寇胆落，汪派震惊。
我们保卫了郭村，创造了苏北的光明。
我们保卫了郭村，我们更要大无畏的前进，前进，前进，向前进！
陈毅同志非常严肃地说：“叶飞同志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仗虽然打胜了，可是叫作不可为例。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你再不能这样冒险了。危险哪，如果打不赢，你全军覆没！你懂不懂？”
我说：“我懂！”
“你什么时候懂的？”
我说：“接到胡服同志二十九日电报，我是一身冷汗，手都发麻啦！援军来不了，只能完全靠自己解决战斗了。”我想，你就狠狠地批评我吧！这不能怪少奇同志，当时中央决定要建立华中根据地，他就为完成这个任务到华中来的。要建立华中根据地，必须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才能打成一片。而解决苏北问题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再也不能延误了。问题是如何具体执行他的指示。
郭村保卫战的最大风险是孤军作战，孤立无援。华中敌后处于敌顽我三角斗争中，而我方处于劣势，关山阻隔，封锁重重，兄弟部队能否来援，来援部队能否按时到达，把握都是不大的，真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每战都要有独立作战的把握。郭村之战预计固守一星期就可有援军到达，是讲得太绝对了，也是执行得太机械了。还是陶勇同志星夜兼程来援，否则更为艰险。郭村我军如果打败了，甚至全军覆没，江南部队过不来，堵在铁路以北、长江以南那个狭小地区，将陷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陈毅同志着急也就着急在这里，生气也就生气在这里。
其次是救援陈玉生时，冒了分兵的危险。郭村本来兵力不多，加上分兵，偏偏李长江此时来攻，风险更大。但陈玉生部是不能不救的，否则就要被李长江消灭。而且陈玉生部的基础在泰兴，对以后的东进黄桥和苏中三分区的斗争都起了一定作用。
战斗总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何况我们也有克服不利因素的条件，那就是陈毅同志所作歌词中写的：“孤军英勇”、“领导坚强”、“军民团结”、“友军起义”。除了这四点，还应加上一点：苏皖支队及时来援。
有人说：郭村之战战役战斗上是打胜了，战略上却不是胜利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并没有理解陈毅同志讲话的实质。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向苏北发展，建立华中根据地。少奇同志说：“发展华中，开辟苏北，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且是全党的任务。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所以一九四O年五月四日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因此，陈毅同志于郭村战斗刚结束的七月九日给中央的电报说：“此次战斗证明，历来对两李上层争取，积极发展其中、下层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将大桥巩固南北，以便向天长、扬中、仪征地区发展，打通西路，转而东进的路线亦是对的。在八天战斗中，两李以强大兵力企图歼灭我军，管叶部以攻势防御，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得到大的成功。目前，江南一支队已渡江会合，江南指挥部已陆续渡江，造成我军争取苏北发展的良好环境。”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发展苏北，任何战役战斗必须服从这个战略任务。没有郭村战斗的胜利，江南部队过江以后，光是吴家桥弹丸之地，无法集结，无法休整，给养困难，很难立脚。郭村战斗打赢了，打开了局面，从宜陵到塘头都占领了，把郭村地区和吴家桥地区连成一片，陈毅同志称之为“我军对苏北之进攻出发地”，“奠定了站稳苏北脚跟的开始”。事实证明，郭村战斗是东进序曲，是黄桥决战的前奏。
解放后，郭村战斗拍成了电影，片名就叫《东进序曲》。这部电影拍得挺生动，刘少奇同志还特地请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观看这部影片，并向他介绍说：这是我们中国党正确运用斗争策略的一个好例子。
【叶飞，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日山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著有《叶飞回忆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