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21日，原北大校长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36岁。 胡思杜，这个名字蕴含了胡适对他恩师杜威的深切怀念与敬仰。1921年12月17日，胡思杜降生于这个充满激变与思想碰撞的年代。 从小，胡思杜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他天性活泼，不甚喜欢传统学业，更倾向于游戏和结交朋友。 尽管父亲胡适在学术界的成就令人瞩目，胡思杜却似乎对书本知识提不起多少兴趣，他的心思更多地放在了探索世界与人际交往上。这样的性格特点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愈发明显。 1939年，随着战争的阴影日渐笼罩，胡思杜跟随母亲避难上海。在这个繁华且复杂的都市，胡思杜的个性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尽管身处乱世，他仍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这在他的日常行为和与人交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胡适对儿子的教育始终抱有高标准和严格要求。当得知儿子在上海的学业并无显著进展，且可能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气时，胡适心中不免焦虑。 为了避免儿子在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中迷失方向，1941年，他决定将胡思杜送往美国的学院就读，希望西方的教育环境能够磨练他的意志，开拓他的视野。 美国的生活对胡思杜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挑战。 在异国他乡，胡思杜初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困惑。学校的课程严谨，生活节奏快速，与他惯有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这种反差使得他初期很难适应，学业上的表现并不理想。 尽管遭遇挫折，胡思杜并未放弃自己的社交生活，他积极参与各类社团活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八年的海外生活，胡思杜的思想和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他开始思考如何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面对父亲胡适的期望，胡思杜仍感到巨大的压力。胡适希望儿子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成为研究学问的人才，但胡思杜自知与学术研究的性格不合，这种内心的冲突使他倍感痛苦。 1948年初，随着国内形势的日益紧张，胡适被蒋介石紧急召回南京。 胡适虽然决定南下，但胡思杜却坚持留在北平。他对自己的安全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的行为，因此相信不会对他如何。 这一决定让胡适夫妇感到极大的担忧与无奈。 在临行前，他们留给了胡思杜大量的细软和金银首饰，这些都是为他日后可能的结婚生活准备的。胡适夫妇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他们既担心儿子在未来中的安全，又对儿子未能按照他们希望的道路前进感到失望。 在一个充满冷风的1957年秋日，运动如火如荼，人们的话语中满是戒备与不安。 胡思杜自幼在父亲的光环下成长。尽管他曾试图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和职业路径，但胡适的影响力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生命之上。 进入1957年，胡思杜在北京某学院教书，对于教育改革充满热情。 他坚信，教育的进步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因此在一次学院会议上，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自己对于改革的看法和建议。这份热情和主动性并没有得到领导的赞赏，反而被误解为对现有政策的挑战。 就在这时，反右运动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而来，胡思杜的提议被当作攻击党的言论。他突然间从一个积极的改革支持者，变成了所谓的“分子”。 学院的墙壁上，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甚至连他敬爱的父亲胡适也被一并批判。 胡思杜的内心世界从未如此动荡。他曾经以为，只要与父亲保持距离，就能摆脱这个名字带来的种种不便和误解。但现实却残酷地告诉他，他们的关系是刻在骨血里的，无法简单割舍。 公众的眼光和压力让他逐渐感到窒息，在胡思杜绝望的最后时刻，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那封遗书，留给了他唯一认为还能称之为亲人的远房堂兄胡思孟。 字迹中透露出的绝望和无助，是他内心深处长期累积的痛苦和挣扎。 他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57年9月21日，胡思杜在自己简陋的居室内，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胡思孟接到消息赶到胡思杜所在的单位时，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院墙上贴满的批判胡思杜和胡适的大字报。 单位的领导冷漠地告诉他，胡思杜是因畏罪而自杀。 胡思孟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与愤怒，但作为一个普通工人，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什么。他默默地收殓了胡思杜的遗体，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郊外的一片空地上挖了一个坑，将胡思杜草草掩埋。 这个简单的墓地没有石碑，没有鲜花，只有一块被快速掩埋的土地，标志着一个曾经饱含希望和才智的生命的结束。 在1980年11月，历经长期的等待和不懈努力，胡思杜的案件终于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新审查。在新一轮的审查过程中，胡思杜的冤屈得到了清晰的证实，宣告他完全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