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途经昆明，遇到了初恋女友张若名，他轻声地问道：“多年不见，愿回北京工作吗？”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觉醒的风潮中，天津显得尤为活跃，南开大学的周恩来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张若名，两人虽然在不同的学府，却因共同的抱负而结缘，他们对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迫切的担忧，决心做出改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激发了全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人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认识到，要想有效地推动变革，必须组织起来。 一个寒冷的冬夜，他们在南开大学的一个角落里密谈，书桌上摆着堆积如山的报纸和杂志，报道着世界各地的革命消息。 张若名提出建立一个青年组织，聚集天津的进步力量，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周恩来点头赞同，他的眼中闪烁着决心的光芒，那夜，觉悟社诞生了，这标志着天津学生运动的新篇章。 觉悟社很快成为了天津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张若名和周恩来经常一起讨论当前的斗争形势，并且策划着如何动员更多的青年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1920年1月，当天津反动势力逮捕了几位请愿的学生代表后，觉悟社迅速反应，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 示威队伍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从南开大学出发，沿途呼喊着爱国口号，情绪高昂，然而，当他们到达省署大门前时，却发现两扇厚重的铁门紧闭，省署内部毫无动静。 在无法进入正门的情况下，周恩来和张若名决定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他们带头从门缝中钻了进去，而其他学生则在外继续高声呼喊，声援他们的行动。 但就在他们穿过大门的一刹那，埋伏的反动军警突然冲出，将他们连同其他几位代表一并逮捕，随后打开了大门，对集结在门外的学生展开了疯狂的打击。 被捕后的周恩来在狱中不屈不挠，继续领导和激励同被囚禁的战友们，他们在狱内外坚持抗争，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20年7月17日获得释放。 在经历了狱中的深思后，周恩来、张若名等人决定赴欧寻求解救国家的真理。 1919年，他们从上海出发，踏上前往法国的邮轮“波尔多斯号”。 不久后，周恩来、张若名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并积极参与组织活动。 张若名的法文水平出类拔萃，使得她在党内的教育和宣传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聪明、敏感，能迅速吸收并传播新的政治理念，她的演讲常常激励了许多中国留学生。 但随着在法国的日子增长，政治活动的风险也日渐显现，张若名因其活跃的政治身份开始受到法国警察的密切关注和多次盘问，这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同时，党内对她的出身进行审查，增加了她的不安和委屈，这段时间，她的思想开始动摇，对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个人安危之间的矛盾让她深感疲惫。 周恩来虽然理解张若名的苦楚，但他的信念坚定，认为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寻求到真正的解放之路，他劝说张若名：“苦难是革命的必经之路，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我们的理想。” 经过深思熟虑，张若名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退出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停止所有政治活动，转而专心学习，希望将来以知识改变世界。 这个决定给她带来了一时的平静，但也意味着与周恩来的道路开始分岔...... 1928年，中国正处于内战与外侮的双重压力之下，周恩来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求生存的艰难。 他从上海出发，整个行程保密至极，途中甚至一度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处境险恶，会议结束后，为了安全，他不得不绕道欧洲返回国内。 抵达巴黎后，周恩来决定去寻找多年未见的张若名。 当年在巴黎的青春岁月，两人曾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张若名的决定离开政治舞台仍旧让周恩来感到些许遗憾。 周恩来与张若名重逢，周恩来告诉她，他已与邓颖超结婚，并代表邓颖超向她问好。 张若名听后，微笑着表示虽然她已经离开了革命队伍，但仍不会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她坚定地说，自己愿意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便不是党的一员。 1955年，周恩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时，他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特意前往云南大学与张若名及其丈夫共进午餐。 那一天，周恩来看到张若名，不禁感慨万千地说：“多年不见了。”他们在午餐时回忆起年轻时一起参与学潮、坐牢以及在欧洲的日子，谈话中满载深情与回忆。 饭后，周恩来诚恳地询问张若名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表达了对她才能的高度认可和希望她能继续为国家服务的愿望。 张若名沉默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情绪，但最终她决定留在昆明，继续在教育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此决定，周恩来虽感到些许遗憾，但他理解并尊重张若名的选择，在他看来，无论是在政治前线还是教育战线，贡献都是珍贵的，张若名在昆明的大学里教书育人，培养未来的精英，这也是对国家的一种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