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杨宇霆为父亲举办70大寿，杨公馆内盛况空前。张学良带着30根金条、2万银元前去祝贺，但当他看到贺寿名单时却大吃一惊，此时的杨宇霆没想到，他的死期将至。 张作霖对待手下人的策略是典型的军阀作风——既能严厉打压，也能慷慨赏识。 他善于运用权力的手段，精准地掌握和使用“打一巴掌，给一个枣”的政治策略，这使他能在不稳定的军阀政治环境中稳固自己的地位。 特别是对于杨宇霆，张作霖的利用可谓是典型的权术运用。 由于当时奉军亟需按照新式陆军的模式进行整编和训练，以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杨宇霆凭借其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育背景和与日本的联系，成为了张作霖眼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人。 张作霖对杨宇霆的依赖不仅仅是出于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多的是看重他能为奉系带来的战略利益。正是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使得杨宇霆在张作霖的庇护下，一时之间成为了奉系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臣。 随着他权力的增长，他开始自视甚高，渐渐认为自己已成为奉系的实际掌控者，这种自大让他行事飞扬跋扈，目中无人，逐渐得罪了包括奉军内部元老及年轻一代将领在内的多方势力。 尤其在张作霖意外去世后，杨宇霆的野心愈发明显。 他试图彻底掌握奉系的军政大权，企图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实际上是试图架空张学良。 杨宇霆低估了张学良的决心和能力。张学良虽年轻，却不是易于被操纵的人物。 面对杨宇霆的挑战和操控，张学良展现了出人意料的坚决和果敢。在权力斗争的高潮时，他做出了极端的决定——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中，他命令亲信将杨宇霆处决。 1929年1月7日，这一天对于东北的政治局势来说，是一个展示力量与威望的关键时刻。 杨宇霆的公馆座落在风情古雅的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内。 为了庆祝自己的野心和权力的扩张，杨宇霆将整条街巷装饰得色彩斑斓，张灯结彩，他借助父亲的祝寿活动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锣鼓的喧天震响、欢快的音乐和声乐的齐鸣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吸引了各路人马的关注。公馆前的街道上，人们聚集着观看，议论着即将到来的宾客。 确实，这一天聚集了不少东北乃至全国的政治与军事重要人物，孙传芳和锗玉这样的北方军阀都特地前来送礼，表明了杨宇霆在军阀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更令人瞩目的是，几位代表性人物的出现更是彰显了杨宇霆政治网的广泛——白崇禧的代表叶棋、唐生智的代表叶开台，他们的到来不仅是简单的祝寿，更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与认可。 此外，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的出现，则象征着东北政界的广泛响应，他们都携带了重礼，意在展示对杨宇霆的尊敬和支持。 1929年1月7日的清晨，少帅张学良在私人庭院里散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喧嚣中寻找一丝平静。 他刚刚在室内用过早餐，准备更换礼服，准备为杨宇霆的父亲送去精心挑选的寿礼（30根金条、2万银元），参加一场意义重大的祝寿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杨宇霆的威望无疑是在这一天达到了顶峰。 当他步入客厅时，全场肃立，从全国各地来的宾客纷纷对他表达敬意和恭维，彰显他在东北地区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杨宇霆的每一举动，都显示着他自认为的地位——东北第一领袖。 在这样的光环下，张学良的遭遇却显得尤为尴尬和难堪。 作为东北的实际统帅，张学良原本应当是所有宾客中最受瞩目的一位。但在这个场合，他和夫人于凤至所受到的待遇，却仅仅是“普通宾客之礼”。 这种明显的差别待遇，不仅让张学良感到被轻视，更在心理上感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张学良的情绪显得极为复杂，他始终手托腮帮，面露沉思，似乎在反复权衡自己的处境与未来的行动。更有传言称，由于无法忍受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张学良最终选择了中途退场，这一行为无疑是对杨宇霆公然轻视他地位的直接反应。 此时的杨宇霆，沉浸在自己权力巅峰的喜悦与庆祝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将至。 1929年1月11日，在黎明前的暗淡时光里，沈阳大南门内的大帅府中，一条震惊整个城市的消息迅速传开：张学良已经下令枪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 这一行动不仅震动了沈阳，更是迅速传遍了整个东北三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王家桢和高纪毅的回忆，1月10日那天傍晚的情景与公众所知有所不同。 事实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当晚前往帅府，并非是为了强迫张学良签署任何关于成立铁路督办公署的协议，而是应张学良之邀，参加一场看似普通的牌局。 两人按约定时间到达帅府，他们刚刚落座，正准备开始打牌，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高纪毅站起身来，面无表情地宣布了张学良的命令，这突如其来的宣告让杨宇霆和常荫槐惊愕至极，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两人愣在原地，一时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就在这沉默的瞬间，谭海带领几名副官猛然冲入房间。 在这决定生死的一刻，杨宇霆和常荫槐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执行了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