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1770），乾隆年间将领。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帝孝贤皇后之兄。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封一等公。在军机处二十余年，为乾隆帝所倚重。曾督师指挥大金川之战、清缅战争，并参与筹划平定准噶尔部战争，立下了卓越功勋。他地位颇高、关系独特，但为人谦逊和善，礼敬士夫，奖掖后辈，勇于任事，不好居功，被乾隆帝嘉许为“社稷臣”。

傅恒在乾隆朝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间最长。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在其统治期间，论担任首席军机时间，傅恒独占三分之一，堪称首席军机中的常青藤。傅恒确实深得乾隆帝宠信。整个清代，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加于一身的宰辅寥寥无几，傅恒则是其中之一；当时紫光阁陈列百名功臣像，傅恒赫然列居首位；两度晋封为一等公的，在乾隆朝傅恒当是绝无仅有。

傅恒官运亨通，提拔速度之快，如同青云直上：乾隆五年（1740），任蓝翎侍卫，很快升至头等侍卫，官至正三品。七年（1742），晋升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晋至正二品。八年（1743），擢升为户部右侍郎，成为财政部门的副长官。十年(1745)六月，在军机处行走，相当于见习军机大臣。十一年(1746)七月，正式担任军机大臣；十月，任内大臣，官至从一品。十二年(1747)二月，任会典馆副总裁；三月，任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兼管銮仪卫事务；六月，任会典馆正总裁。十三年（1748)，任领侍卫内大臣；四月，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六月，充经筵讲官；九月，暂管川陕总督，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官至正一品；十四年（1749)，任首席军机大臣，晋封为一等忠勇公。

傅恒在官场上不次擢升，主要原因在于其身份特殊，系世臣贵戚，又是乾隆帝的大舅子。

傅恒的曾祖哈什屯，曾任内大臣，为清朝开国功臣；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系乾隆帝亲信；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尤其不一般的是，他的胞妹富察氏是弘历嫡妻，乾隆二年（1737）册封为皇后。

乾隆帝一生册立过两位皇后，富察氏是第一位皇后。富察氏为乾隆帝如此宠爱，其胞兄傅恒也大大沾光。傅恒也与贵戚中昏头之辈大不相同，没有因扯上天下第一的裙带而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他处事非常谨慎，有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乾隆初年，皇上不同时召见军机处大臣，一般君臣独对，其中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承旨大臣，由他负责传达皇帝谕旨。每逢召见傅恒，为回避与皇上的特殊关系，傅恒总是自称识见不广，请求各位军机大臣与他一同入见。乾隆帝晚饭后有所咨询，又把他召去，单独询问商议。因此，时人将傅恒称为“晚面”。其二，军机处大臣承领皇帝旨意后，退下来独自起草谕旨，轮到傅恒，总是命军机处的其他小官员一起拟稿，然后呈给皇上。傅恒坦坦荡荡，尽力避嫌，与左右和睦相处，颇得人望。

傅恒长得很胖，稍走快一点就气喘吁吁。但这位肥胖的贵戚不讨人嫌，因为他特会做人。他为人谦逊和善，不因为自己与皇上关系独特、随时可以出入内廷而目空一切，也不武断自擅，更不仗势欺人。对待长辈尤其是士大夫，他总是十分礼让、敬重有加；对后进之辈从不压制，而是想方设法引荐奖掖，使他们脱颖而出、用当其位。因此，朝臣们对他也很敬重，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帮人，都愿意与他一起共事效力。

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傅恒临危受命，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征讨大金川军务。当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扩张势力，扰犯清军，乾隆帝命川陕总督张广泗征讨莎罗奔。当年四月，命大学士、一等公、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统率皇家劲旅赴前线督师。讷亲抵前线后，先是轻率冒进，导致进攻失败，损兵折将，代理总兵任举阵亡；继而丧失斗志，畏缩不前，打算转攻为守，让四万大军构筑碉堡，以垒对垒，打持久战。这一做法，遭到乾隆帝斥责。随后数月，讷亲、张广泗劳师费饷，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结果先后被诛杀。就在讷亲和张广泗征伐大金川失利的情况下，乾隆帝将经略重任交给了傅恒，同时，积极为其提供条件，调拨京师及各省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供他指挥，拨给军费四百万两白银，还拨十万两内帑以备来日犒赏将士。

对傅恒离京出征，乾隆帝高度重视。十一月二日，乾隆帝在重华宫亲自宴请傅恒，为他壮行。翌日出师，乾隆帝“亲诣堂子，行告祭礼”，并亲御瀛台，赐食将士。傅恒启行时，乾隆帝派皇子和大学士来保将他送到远郊良乡。傅恒顶风冒雪，毫不懈怠。时正隆冬，他率部日夜兼程，有时日行竟达三百二十里。进入陕川境内，因驿政不修、马匹供应不及时，迟滞大军行动。傅恒及时将沿途考察了解到的情况奏报皇上。乾隆帝下令，火速整修从北京至成都的四十八座驿站，从成都至前方军营的马步二十四塘，保证交通、通信畅通。

艰险未能阻止傅恒的前进步伐，过成都，经天赦山时，道路艰险，雪紧冰滑，十多匹战马先后坠入深不见底的山涧，傅恒下马与官兵一齐步行，翻山越岭走了七十里地。肥胖的傅恒，在平坦大道上走急了尚喘不过气来，可以想见，要在冰封雪阻的崎岖险道上跋涉，会是何等艰难。但他不畏艰险，奋勇向前。其他将士见此情状，无不抖擞精神，奋力向前。

十二月十八日，如期抵达金川军营。在此期间，乾隆帝以傅恒率师远征、公忠体国、纪律严明、行军迅速、兼办一切咨询机务常常彻夜不眠、劳瘁超伦，先是命部优叙，部议加傅恒太子太傅衔，特命加太保衔。傅恒获悉，赶紧上疏固辞，但乾隆帝不允；傅恒克服千难万险到达金川军营后，乾隆帝大喜，命赐傅恒双眼孔雀翎，傅恒再次固辞，坚决不接受恩赐。傅恒抵达金川后很快出了一招，命副将马良柱，诱杀附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作乱的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其嫂阿扣及汉奸王秋。乾隆帝褒扬傅恒明断，命他接受双眼孔雀翎的赏赐，并说“如仍执意谦让，是不遵旨也”，傅恒这才不敢推却。

傅恒进行抵近侦察，发现清军屯驻之地狭隘，与高居山梁上的敌军战碉相望，且杂处于当地土民市肆中，不占地利。傅恒遂考虑迁移旧日营垒，令总兵冶大雄总理营盘，以肃军纪。乾隆考虑到金川并非大敌，清军已劳师两年，杀了两员大臣，失去多员良将，心中很不痛快，知敌军据险而守、难以攻克，更加不想继续用兵，遂以孝圣宪皇后名义下谕，命傅恒班师回朝。

这时，傅恒刚好开始实施自己的战略战术，督军攻下好几个敌碉。乾隆帝一面驿送三斤人参慰劳傅恒，谕封他为一等忠勇公，赐给宝石顶和四团龙补服，一面屡次下诏命他班师。傅恒认为，没有将敌人降服就撤军，莎罗奔等人气焰会更加嚣张，自己也没有脸面无功而返，表示不能就此回撤。他坚请进兵，恳辞公爵，而且缴还原旨，以示绝不是故作姿态。

就在傅恒与岳钟琪决策遣军挺进之际，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清军久困下坚持不住了，多次在阵前高喊投降，并于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派头人前来求降。傅恒坚持要莎罗奔等人自缚到清军辕门投降，实际上是想乘机将他逮捕，还朝献俘。乾隆帝坚决反对这个计谋，并不断催促傅恒结束战争。圣命难违，傅恒不得不举行仪式，接受莎罗奔的投降，宥其免于一死。

乾隆帝好大喜功，后来将金川之役自诩为“十大武功”中的首功。对于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舅子傅恒，已晋封为公爵，没有更高爵位可以晋封，只好另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壮其仪威。他还同意莎罗奔之请，同意在噶耳崖下建祠供傅恒长生禄位。傅恒疏辞四团龙补服，不敢受用。乾隆帝见他固辞，专门颁发谕旨，认为对傅恒的褒奖，“实出至公，且具有深意”，而且评价傅恒征金川之功，“与当年岳钟琪之树绩青海，大学士鄂尔泰之绥靖苗疆”完全等同。因此，他在颁发这份长长谕旨的末尾命令道：“所赐大学士、公傅恒照宗室公式之朝帽顶及四团龙补服，著于朝贺典礼之时，时常服用，不必恳辞。其寻常入朝入部办事，应从所请，随宜即用公品级补服，以成谦挹之美。”

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傅恒率大军返抵京师，乾隆帝命皇长子率诸位亲王大臣到郊外，给予高规格迎接犒劳。不久，敕令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傅恒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父亲李荣保，春秋官为其举行祭礼。并追谥傅恒父亲李荣保“庄恪”谥号，在东安门内赐地修建傅恒府第。

傅恒勇于任事，善于任事，而且虚怀若谷，有功不居功，赐爵不受爵，给赏不领赏，乾隆帝打心眼里赞赏。

乾隆十九年（1754)，准噶尔部发生内讧。乾隆帝乘机发兵，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当时，满朝文武，坚决拥护这一策略的只有傅恒一人。后来乾隆帝称赞：“西旅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攻克伊犁，将准噶尔首领达瓦齐一举俘虏。当年六月，准噶尔之乱被清军平息。乾隆帝回想起上年决策用兵之时，曲高和寡，文武百官均不支持，赞成的独有傅恒，对这位富有战略眼光、敢于力排众议、坚持正确主张的大臣非常欣赏，而且充满感激之情，特地颁谕，再次授傅恒为一等忠勇公。

傅恒在平金川之役中已获一等忠勇公爵位，再次封公，实属殊典旷恩。对此，傅恒上疏力辞，并向皇上当面恳陈辞谢之意，再三再四，说到动情之处涕泪俱下，声称自己在金川之役中“叨封公爵已为过分”，执意谢绝再赐他一顶公爵桂冠。乾隆帝察傅恒表现，认为其“信出至诚，实将来可以永承恩遇之道”。不能让谦逊者吃亏，乾隆帝仍下令对傅恒“从优加等议叙”。部议将傅恒加赏六级。不久，乾隆帝将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乾隆帝特赋御诗一首，盛赞傅恒功勋：

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

定策西师，唯汝予同。酂侯不战，宜居首功。

在连续三次征缅战争失败、统兵主帅一一丧命的情况下，傅恒再次受命，顶着兵败帅殒的死亡气息，挂帅统兵，驰赴西南前线。

傅恒于三月入云南。四月抵达边城腾越（今属云南)。在乾隆帝心目中，傅恒是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不负重托，办事用心，进军迅速，乾隆帝十分满意，并期望他征缅得法，扬武威、宣仁德。为此，他特赐傅恒扇子一把，并在扇面亲书御诗一首，谆谆叮咛：

炎微炽烦暑，军营区画频。

大端应释记，细务不辞亲。

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

勖斯风到处，扬武并扬仁。

傅恒愈感责任深重，尤其是“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足见皇上对自己倚眷之隆。他倍加用心，经仔细研究勘察，不仅找出了此前统帅明瑞兵败的症结，并且得到意外的收获：有个叫翁古山的地方，有许多参天大树，其中昼楠、夜槐两种树木是造船的上等材料；附近有个叫野牛坝的地方，凉爽无瘴，是个造船的好去处。他一边命其子傅显率清军三千、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秘密赶造战船，一边制定水陆并进、直捣缅甸都城阿瓦的军事计划。

这一计划正合圣意，乾隆帝大喜，给予充分肯定：“至于造船一事，水陆并进，实征缅最要机宜。”特别对造船巨木、造船佳地独为傅恒发现之事，大加赞赏，“何以前此并无一人见及，而傅恒得之，竟尔便于取携，可见事无难易，人果专心致力，未有不成者”。乾隆帝意犹未尽，还赋诗《造舟行》盛赞傅恒。

当年七月，傅恒祭纛誓师，兵发腾越，对缅发动突袭。初战告捷，乾隆帝十分高兴，赐给傅恒三眼孔雀花翎。傅恒上疏，坚辞不受重赏。此时，缅甸正值收割季节，对清军进攻猝不及防。清军深入猛拱、猛养两千余里兵不血刃，如人无人之境。只是因为气候恶劣、烟瘴弥漫，清军运粮困难，官兵多有病倒。九月，野牛坝战船造成，清军水陆并进，击溃缅甸水军。十月，攻克前被缅军攻占的军事重镇新街。

十一月，进攻老官屯。该城位于金沙江东岸，南通缅甸都城阿瓦，是缅甸都城的北方屏障，由北往南的水陆交通咽喉。老官屯易守难攻，缅军设立木寨、水寨，据险坚抗。去年清军在这里吃了钉子，久攻不下，被拖累拖垮。傅恒调集清军主力猛攻二十余日，炮击、火攻、挖地道爆破，各种战法都用上，就是拔不掉这颗钉子。因这一带成天烟雾缭绕，湿度很大，水土恶劣，清军特别是久居北方的满洲兵身体很不适应，官兵染上瘴疠之疾纷纷病倒，有的甚至一命呜呼。在疫病的可怕袭击下，清军原有水陆军三万一千余人，死亡过半，遭受重创，仅幸存一万三千余人，连傅恒之子傅显、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叶相德等重要将领，均被恶性传染病夺去生命。主帅傅恒也未能幸免，染上恶疾，腹泻一天比一天厉害，以致一病不起。

未被缅军打败的清军，在一场恶性传染病面前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乾隆帝获悉大惊，颁谕令傅恒立即班师回京。碰巧缅甸国王、缅军主帅慑于清军兵威，也有罢兵乞和之意。决计撤兵的乾隆帝，正好借机下了台阶，同意前方清军与缅方议和息战。

傅恒深知这次征缅战争并未取得乾隆帝预期的结局，自己作为主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动上疏向皇上请罪：“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请从重治罪。”乾隆帝没有把傅恒当做替罪羊，积极为他开脱责任，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用心良苦地援引祖父康熙帝与米思翰、明珠等执意撤藩的先例，朝臣们自然也就息事宁人，不敢贸然攻击傅恒。身为首辅、贵戚的傅恒充分回收谦逊低调的好处，既未受辱，更未夺命，避免了那些恃宠骄狂的贵戚一旦失足便从云端跌落的悲惨结局。

傅恒在接到缅甸国王乞降方物后宣布撤军，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回驻虎踞关。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月，傅恒奉命返京。途经天津行在向乾隆复命，乾隆见其“形神顿异”，就知道傅恒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他嘱咐傅恒“安居调理，以臻勿药”。五月以后，傅恒“病势日益加剧，渐成不起”。乾隆“每朝夕遣使存问，赐以内膳羹糜，俾作颐养”，每隔数日便亲临视疾，“见其有增无减，轸念弥殷”。同年七月，傅恒病逝，享年不到50岁。乾隆闻讯“深为震悼”，赏内帑银五千两治丧，并亲临奠祭。又命葬仪，按宗室镇国公规格进行，赐谥号“文忠”。后来乾隆帝赋诗悼念傅恒，嘉许他为“社稷臣”。

嘉庆元年（1796），傅恒受赠郡王衔。

傅恒子侄也都深受皇上恩宠，获高官显爵。长子福灵安为皇帝女婿(多罗额驸），曾任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官正二品，在代理云南永北镇总兵时去世；次子福隆安，被乾隆帝招为女婿(和硕额驸），封一等忠勇公，任兵部尚书；第三子福康安，官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仍任两广总督，封一等嘉勇公；四子福长安，任工部尚书。内阁六个部，傅恒的三个儿子竟当过三个部的第一把手。福隆安之子丰绅济伦，袭一等忠勇公，官副都统，在御前侍卫行走，为皇上心腹之臣。傅恒子孙个个高官显爵，其留下的云骑尉世职，便由其侄子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