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斋/文
刘镇华生于清末。那时他家仅有中等产业，生活颇为困难。由于他父亲是读书人，所以他有上学机会，还进了秀才。他兄弟七人，他居长。二弟镇乾，善经商理财，三弟茂松，四弟镇海，都是北京清河陆军中学毕业。茂松当过镇嵩军团长，镇海当过安徽省公安局长。五弟茂恩，在袁世凯所办之模范团结业后，在镇嵩军充任军官，逐步升至高级将领，抗日末至解放前夕，还担任河南省主席。六弟茂寅、七弟茂修及其子献捷，都曾在海外留学，献捷在解放前曾当过师长。刘家子弟所以能作大官和出国留学，完全是刘一手操办的。他还有三个胞妹，皆嫁于世家。
刘镇华在清末进秀才，后又在保定上北洋法政学堂，充当过河南中州公学庶务。该公学监督是杨源懋，校内的教职员大多数是富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分子，刘也是其中之一。辛亥武昌起义，陕西首先响应，为首的是张凤翙、张云山和张钫。张钫任复汉军东路兵马大都督。当时河南巡抚宝棻，对革命防范很严，一时革命工作不易得手，豫西嵩洛一带的名流相率赴陕，投入张钫幕中，计划共同向河南发展。这些人有石言(字又赛，嵩县人)、蒋峨(字我山，嵩县人)、张仲琴(孟津县人)、邢德荣(字润斋，伊川县人)、段松涛(字毅如，考城县人)、王德岐(字风岑，洛阳县人)、刘镇华等。石言、蒋峨、邢德荣等为培养革命实力，与山区地带民间自发武装首领均有联系，如柴云升(即柴老八，字春霆)、张治公(即张树林、字干臣)、憨玉琨(即憨老七，字润卿)，都是绿林豪客，各拥有一部分实力，一经号召，联翩西上，云集潼关，加强了张钫的实力。民国成立后，陕西大军云集，骤感无法容纳。其时豫西方面盗匪蜂起，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计议在张钫所部藉隶河南者，抽出四五千人，另编一支人马，开回豫西，办理清乡。计划成立一协辖三标，决定一标标统柴云升，二标标统张治公，三标标统憨玉琨。协统一职，先议定由石言担任。这时刘镇华在张钫幕中充任参议，他为人一向好露头角，且在辛亥中颇著劳绩，也就觉得协统一职“舍我其谁”。他听说协统定为石言，即大为愤懑，情绪颓丧，继以哭涕。适值石言不愿肩任繁剧，见此情形，极力推卸，并力保刘担任。于是刘镇华如愿以偿。这是他置身行伍、一生通达的开始。
刘所辖一协的官兵，都是从张钫部裁汰下来的，纪律极坏，统率这样的军队是很难的。刘就职后，奉命开回豫西，分驻在河陕汝道所属的20多个县。这些县靠近嵩山，所以这支部队就叫镇嵩军。刘担任清乡督办，所部饷项虽经指定由河南财政厅支拨，但民国初告成立，财政支绌，对他的供给时常中断，内部要求饷糈，要求补充，时常发生鼓噪，别的部队对它还特别歧视。当时民谣：“穷巡防，富陆军，好汉常常是毅军，叫饭老子镇嵩军。”并且还随时有被解散和取消番号的危险。袁世凯当总统的初期，对地方紊乱也想加以整顿，对刘镇华办理清乡督责颇严，又值二次革命动荡不安的时候，豫西揭竿而起者，先后有李永魁、白朗、王泰、崔二旦诸人，这给他增加了极大困难。但他终于应付过来，受到袁给予晋级陆军中将和文虎勋章的奖励，可算是很不寻常的。
袁世凯称帝失败，国内形成北洋军阀割据局面。这个时期，军政界都互相依附，互相勾结，刘镇华就把河南都督张镇芳的门路走得很通。张是袁的表亲，清末曾充长芦盐运使，富有资财，他与辛亥革命没有丝毫瓜葛，之所以得任河南都督，完全是由袁的提拔。张对刘这支武力认为可以利用，便极力加以扶植，军饷由河南省库支拨。另外，刘的业师王敬芳(搏沙)与王挚发胡汝麟(石青)都是河南名流。王以前清举人留日，回国后在上海与姚宏业、于右任等创办中国公学，颇负时望，民国成立后当选众议院议员。他与河南另一众议员胡汝麟曾代表河南办理英商福公司矿案交涉和焦作煤矿而成为资本家，在河南被称为“公司派”。当时河南的国会议员大多数都惟他二人的马首是瞻，在北京他们又都是进步党研究系的健将。刘镇华与王敬芳，本为同乡师生，而胡汝麟又是因友及友，这样，他们彼此之间的结合，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刘又是交际场中的能手，曲意应付，办事拉拢，互通声气，彼此照顾，刘镇华的地位便日益巩固了。
陈树藩就陕西督军后，正当袁世凯准备称帝，陈为巩固地位，对袁极表忠顺，歌功颂德，丑态百出，因此引起陕西人民的反对，陈不得已向河南求援。镇嵩军时在河南既苦于饷糈的不足，而河南当局亦感到供应的困难，于是就以邻为壑，派镇嵩军往援。刘认为得了这样机会，不惟表面是急人之难，得到饷械的接济，即对将来的发展，亦有广阔的前途。
刘率部赴陕，陈树藩对他力表欢迎。陈一方面借重刘军敉平陕乱，另方面感觉他自己的政治手腕较刘相差很远，于是将省长一职让刘担任。但省长不能私相授受，这就需要政治内线了。当国人发动讨袁之役，首先发难者为蔡锷与其师梁启超，而胡汝麟、王敬芳等，素日在政治路线上与梁启超一致，都曾参加与反袁活动。西南一经发难，胡即赶回河南，与河南省长田文烈密议，首先通电响应讨袁。袁世凯死后，田文烈调升北京政府内务总长。胡、王二人对刘镇华任省长力促其成，于是就与田文烈计议，并且豫藉国会议员为刘吹嘘。刘的陕西省长就在这种情况下正式发表。
陕西自陈树藩任督军后，地方上群雄并起，竖起反陈旗帜。于右任、张钫在陕西成立靖国军，于自任总司令，以张钫为副总司令，所有反陈各部加入于、张麾下，声势壮大，陈力不能敌，始向河南求援，但是加上刘的援陕部队，力量亦还不够雄厚。这时北洋政府正与南方革命党人对峙，在各处调集队伍，想把南方势力一举消灭。应调的有直系张锡元、川军刘存厚、甘军陆洪涛、奉军许兰洲，此外，还有晋军、绥军等各部队，数多者有一师，少者也有一旅，多半是悍将骄卒，跋扈不驯。频繁征发，民不堪命。刘就任省长不久，一面顾全地方，一面应付客军，一面还有敌军压境，当时主客双方互相抵触，彼此摩擦，刘却能应付裕如，面面俱到，不惟没有发生意外，且能与各部联络拉拢，和谐相处。1920年，曹锟、吴佩孚挟其战胜皖系余威扩充地盘，增加实力，派嫡系师长阎相文赴陕代陈树藩为督军，并率领吴新田、冯玉祥等三部之众人陕，对刘镇华十分不利。哪知刘运用他的政治手腕，应付得四平八稳，阎相文反而对他处处仰仗，就是随阎来的一些官佐将领，也都同他拉拢得异常亲近。阎相文自杀后，冯玉祥继任督军，一般认为冯为人傲睨雄黠，不像陈树藩、阎相文易于对付，不想刘与冯早已走得非常亲近。随后直奉战起，河南督军赵倜密谋响应奉军，从后面夹击直军，吴佩孚电令冯玉祥回师河南与赵倜作战，冯临行时，所遗督军一职，保刘镇华继任。从此，刘把陕西军政大权掌握在手。
刘镇华兼任陕西督军，踌躇满志，与直系要人密切联系，馈赠优厚，不惜重资。有一次吴佩孚在洛阳大开寿筵，刘除备丰隆礼物外，还附一对联：“花开洛阳春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极尽恭维之能事，深得曹、吴的信任。此外他将原有军队大加扩充，将柴云升标扩编为第一师，将张治公标扩编为第二师，憨玉琨标扩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十五师。还有一些豫籍军队如马河清、王振、徐小寅、赵宴亭等，也把他们收编为师或旅，对陕西地方上的武力，能消灭的消灭，能收编的收编。这样一来，他所属的军队总数不下10万之众，在北方俨然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军阀。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内部的冯玉祥倒戈，吴佩孚从山海关败退回到洛阳。正在收拾残部、预备卷土重来的时候，又遇到刘部憨玉琨从陕西率队来洛，驱逐了吴佩孚。憨是一个短小精焊、好大言、性狡黠的人，在镇嵩军的三个标统中最称跋扈难制。他见刘镇华凭借武力，扶摇直上，心中就有“有为者亦若是”的意思。吴佩孚被驱逐后，他盘踞在西工，野心勃勃，有夺取河南军政的意图。这时北方的局势，自直系失败后，由三巨头合作(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推出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原属直系的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成立了国民军，冯为第一军，胡、孙分领第二第三军，胡兼任河南军务督办。憨玉琨虎踞洛阳，与胡景翼形成两雄不并立之势。其时，虽曾有人从中调停，但无结果，终于演出了一幕胡憨之战。
战端既起，刘镇华在陕西把军务交给吴新田，自率精锐沿陇海路东下，助憨作战。经过虎牢关、黑石关几次接触，因胡方有孙岳之国民第三军的增援，实力强大，刘镇华不敌，节节失败，退到洛阳，已溃不成军。憨则羞愤自杀。刘见大势已去，只得从陕州渡河投奔阎锡山。
刘这次失败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憨玉琨尾大不掉，驱逐吴佩孚是他个人的行动，不是刘授意。因为刘在这时如能与吴合作，其力量仍足以抵御国民军，还不致失掉原有地位，刘不致见不及此，而对吴出此背信弃义之举。一说是刘最好赶风头，他见到段祺瑞执政，国民军新兴，虽在吴溃败之余不惜打死老虎，藉以向新政权表示拥戴之意。至于对胡憨之战，他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一则因为憨是他一手培养起米，憨的成败对他有直接关系；再者，按他当时的实力亦在胡景翼之上，他想一战打垮胡景翼，豫陕即可连成一片，就可希望由督军一跃而为巡阅使。不料事不如愿，终归失败。
刘镇华部队大大扩充，士兵情况复杂，就是几个将领如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等，也都不是智勇兼备的将才，战略战术计划部署哪个也不行，但是他们趾高气扬，彼此之间互相轻视，互相摩擦。当二次直奉战争时，张治公到山海关作战，及至直军败返，张治公回到洛阳城内，刘委他为镇嵩军后防总司令驻洛阳。平日他与驻在西工的憨玉琨就有龃龉。张治公的得力旅长被憨部下所暗杀，两方儿至兵戎相见。刘极力排解，才未同室操戈，不过彼此心中芥蒂，终难泯灭。双方幕僚亦不乏争荣邀宠之辈，挑拨攀弄，以致战事既起，张治公将所部撤往汝州，按兵不动，坐视失败。即自陕开来之柴云升部，亦因内部矛盾作战不力。有此种种原因，当然不能抵挡胡、孙两部精锐之师。迨至失败后，张治公又来了一次反攻洛阳，苦战多日，一无所获，自动撤往陕南。
胡憨战后，刘镇华来到山西，阎锡山对他极力安慰，说这是一时的失败，不要灰心，以后遇机会一定给他帮忙。北京方面对刘关心的人，如王敬芳、胡汝麟等，已经为他张罗，想在北京政府中给他谋一相当名义，劝其离开那个破烂摊子，到北京来凭他的交际手腕不难有所发展。当时还有国民军内部的友人，出头接洽，想收容他的队伍，给他写一长信，劝其离开山西，去北京。他们持函到太原见刘传达此意。刘说：“现在有人找我们说话，还不是因为我们有这几支枪，一旦丢掉这几支枪，恐怕我们去找人家，人家也会不睬我们的。”他派人四出，分头联系残部，指示他们撤退到豫鄂陕边境，整顿待时。那些残兵败将，其中较完整的还有张治公、柴云升、王振等部，约计还有两万人，是他卷土重来的资本。
这时，北方军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面为友，转眼成仇。刘镇华离开山西不久，直奉两系联合打国民军，刘镇华是一个参予其谋的重要分子。他在山西时候，曾与阎锡山迭次深夜密谋。刘离开山西到天津，在奉系李景林的势力范围内，张作霖的路线是他必须走的。但张作霖初对他并不重视，他几次往谒都被拒绝。以后由张镇芳疏通，张作霖才同他晤面。讵料一见之下，他就引起张作霖的重视，二人遂成密友。李景林也同刘非常亲热，同时对他的残部柴云升、张治公、王振等，指示方略(其时张治公驻陕南白河县，柴云升驻兴安县，王振驻豫鄂边境)，令他们待机而动。
此时吴佩孚虽然失败，但在长江上下游还有不少旧部，吴驻在一只兵舰上，作他的武力统一迷梦。1925年秋，刘离天津到衡阳谒见吴佩孚。据后来刘的随从说，刘见吴后，同吴一起走下兵舰，携手上山，密谈数小时之久。别后，刘即顺江而下，转往陕西，同柴云升、张治公等会晤，并又吸收了一些游散部队，整队待发。吴佩孚旋在武汉设司令部，大举北进，发表刘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叫他率领旧部向陇海路西段进击；奉军出兵京津，阎锡山出兵娘子关，分击国民军。国民军溃败，放弃南口。国民二军岳维峻在开封、郑州败退到豫西，恰好刘镇华率部赶到，在陕州一带截击，国民二军溃不成军，岳维峻只身潜逃。这次对国民军的进攻，都是在刘镇华同吴、阎及奉系接洽以后，所以刘镇华在这场战争中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刘镇华在陕、洛一带消灭岳维峻部后唯一愿望，是想重回西安老巢，因此率领所部长驱西进。当时他的部队，除柴云升、张治公、王振等外，还收集地方武装多股，总合起来号称10万。当时西安守军，只有李虎臣、杨虎城部，饷械两缺，实力单薄，刘镇华认为可以兵不血刃而得西安，乃率军直逼城下。不想城内守军极顽强，与之相持七八月之久。刘镇华所部因饷糈不继，就地征派，大失民心，且屯兵坚城，师老力衰，士无斗志。适于此时冯玉祥自苏归国，誓师五原，大举东下，首先与困守西安的杨虎城取得联络，里应外合，前后夹击，刘镇华疲惫之师当然不堪一击，甫经交战即全师崩溃。刘再度督陕之希望至此全归幻灭。在围城期间，城内人民饥饿死亡不计其数，造成空前惨劫，陕人恨之入骨。
刘镇华所部败退溃不成军，冯玉祥部乘胜穷追，刘部一直退至豫境陕州，始稍停顿。冯派人与刘镇华接洽，劝其放弃武力，免却内战，并派大军节节进逼，刘不得已，才率残部撤离陇海路，往登封密县山区集合，苟延残喘。
1927年，当冯玉祥部已经底定郑州开封，与北伐军在中原会师，刘镇华力排众议，只身往郑州谒冯玉祥，解释前嫌，重新合作。冯允其情，编为第八方面军，刘任总指挥。于是刘又将其残部召集收容，加以整编，与冯部偕同北伐，转战于豫东冀南各地。后来蒋介石又把他的番号改为第十一路军。1929 年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倒蒋，他何去何从，大费踌躇，乃在溽暑盛夏奔走调停，来往于正太道上多次。后见调停无效，乃以出洋考察为名，避开这个漩涡。到1930年秋，冯、阎失败，残局已定，他才从国外返回。归国后，他即一头扑到蒋介石怀抱，为蒋效忠。在蒋疯狂反共时，他被任豫鄂皖边防督办，蒋以其“剿匪”有功，又任他为安徽省主席。
安徽素称难治，境内有许多下台的北洋军阀和政客官僚，且地方豪绅土劣，互相勾结，为害地方。有著名豪绅朱艳秋者，住安庆城内，地方大小机关都有他的亲信作耳目，省内大小官史无不伸其鼻息。刘镇华到任以后，首先将他逮捕，即时枪决。执行以后，国民党中央要人来电要求释放者颇多，传说褚民谊预备亲飞安庆说情，柏文蔚乘轮往救已至芜湖，听说朱已被枪决，颓然而返。朱势之大，可见一斑。还有章大光住安庆大渡口，宅第连亘，家丁数百，大小枪支应有尽有。据说以前到皖南就任大小官吏必须至章宅拜谒，否则不能到差，到差亦干不久。刘亦设法将其诱捕，就地正法。从此以后，地方凌之气逐渐压服。
刘镇华以他省主席的地位，同南京政府的要人倾心结纳。他先拉住杨永泰。据说他取得安徽省主席的职位，主要就是杨永泰的吹捧。他任豫鄂皖边区总司令时，就已同杨永泰拉上关系，主要是胡石青的介绍。胡与杨在民初曾同充国会议员，反袁护法时，他们的交情又进了一步，而刘镇华又是胡石青的好友。胡在中间为杨、刘拉拢关系，也是很自然的事。曾听一个朋友张华相说，他因主办河南救济会事上庐山见蒋介石。张同杨永泰系国会同事，在庐山有所往来。那时刘镇华亦适在庐山，因同乡关系，刘去拜访张华祖，见桌上置有杨永泰名片上书：“明午希来舍，便餐畅叙。”意识到张定是杨的旧契，辞出后，旋即派人给张送去旅费500元。另外，他与熊式辉深相结纳，抗战爆发之时，他在南京养病，其所住陵园房子就是熊的产业。这仅是他结纳南京权贵的两个例子，其他权贵，凡是对他有好处而可以为他利用的，他都广为结纳，藉以巩固地位。后来，他的靠山杨永泰忽在武汉被刺，他听到这个消息，极度惊骇，精神骤失常态，暴躁吼叫，诞语聒絮，神经错乱。有人说他是装病，是他看到国难当头，吉凶莫测，不如托病退休，落得安全。抗战期间，他住陕南城固体养，神态有时清醒，有时昏乱，曾自拟长篇电稿致罗斯福、希特勒，每日注释四书五经。抗战胜利后，他的胞弟刘茂恩任河南省主席，他随同到开封居住，河南解放前夕与其弟逃往台湾(1962年11月)
内容来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