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和守天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其所需的价值体系也是因时而异。比如，对待降臣这件事。 楚汉相争时，刘邦重用陈平不断使用反间计策反项羽阵营的精英以在人才层面抽空楚营。这个时期是楚营中的人站队刘邦的黄金期。 但一旦等刘邦坐稳天下之后，他需要的就是另一套价值体系，只有那些曾经为项羽尽忠的人才能受到重用，典型案例就是季布。 季布在为项羽效命期间，虽然曾屡屡让刘邦受困，但他毕竟尽到了一个臣子的责任。所以，刘邦虽然恨他，但也最终任命季布为郎中。刘邦希望以重用季布为典型向大汉臣民传递一个信号: 只有忠臣，才配受到重用。 此时，“忠”已经成为大汉王朝价值体系的核心。 所以，当曾经在彭城之战后故意放过刘邦一马的丁公来求见刘邦时，立马就被斩首示众。理由是，丁公对项王不忠。 世间的事就是这样，没有对错，就看你的行为有没有迎合当时的价值体系。 同样，唐太宗李世民也在贞观二年（628）处理了在江都宫变中弑杀隋炀帝的核心人员时任辰州刺史的裴虔通。太宗的原话是:“君虽不君，但臣不可以不臣。” 裴虔通最终徙于岭表而死。 接着，太宗又处理了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等人。凡是参与江都宫变弑杀炀帝的人都遭到了清洗。 贞观七年（633），太宗又进一步下诏，禁锢乱臣的子孙。 太宗此举和刘邦一样，就是为了及时建立起大唐忠孝的价值体系。 当然，那些曾为炀帝尽忠的人也受到了太宗的表彰，比如曾经坚决抵抗唐军的前河东守将尧君素，太宗追赠其为蒲州刺史，并重用其子孙。 忠孝观念是守天下理论体系的核心。 同样，乾隆将洪承畴等明朝降将编入《貳臣传》，在巡游江南时隆重祭奠抗清斗士史可法也是为了确立这种价值观。 所以，同样一个行为在不同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在打天下阶段，投降的行为可以被解读为识时务者；在承平时代，这种行为却完全可以被打上逆臣的标签。 关键还是在于历史人物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