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发布了一项决策，要求红军采取主动攻势，首要目标是攻占南丰，一个位于苏区边缘的战略要地。 这一任务落在了红三军团第三师身上，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毛炳文的第八师，敌军兵力达近万人，而红三只有两千。 面对这一命令，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极度不满，他认为南丰地势险要，敌我力量差距巨大。 他在与朱德和周恩来的电话中情绪激动地表示：“这简直是自投罗网！真是胡闹！” 尽管内心反对，但彭德怀还是不得不遵从上级的决策，开始准备作战。 2月12日，黄昏时分，第三师发起了对南丰的猛烈攻击。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昼夜，红军仅仅攻占了城西南和西北的外围工事，战后统计，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自身却损失了三百余人，国民党军据城固守，等待援军，而红军则无法突破城外的重重封锁。 彭德怀看到这一幕，怒火中烧：“这样打下去，我们的老家底都要打光了。” 彭德怀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实际上，刘伯承一开始就反对强攻南丰，但由于战事紧张且个性差异，他未能与彭德怀坐下来充分沟通，寻求一致的战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而刘伯承则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尽管彼此的角色与在红军时期相比有所变化，彭德怀和刘伯承在抗日战争中的合作还算默契。 然而，到了1943年，两人再次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在这一时期，刘伯承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百团大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挥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结合优势。 这份报告在延安引起了广泛讨论，尤其是毛泽东对刘伯承的观点表示赞同，这在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激起了新的争议。 1950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军事建设的步伐也在加速，这一年的夏天，刘伯承在中央军委的指令下，离开了西南军区的繁忙岗位，转而前往南京，肩负起创办南京军事学院的重任，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所不亚于国际军事学府的教育机构，培养新中国的军事人才。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刘伯承倾注了大量心血，使这所学院逐步壮大，有了“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的美誉。 但随着“全盘苏化”的政策实施，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模式和训练方法也深受苏联影响，许多苏联军事专家被邀请来校任教，学院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也大量借鉴了苏联模式，这引起了部分师生的不满，教条主义的倾向开始在学院内部显现，校园里逐渐酝酿着一股反对风。 1957年，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关注，彭德怀在与毛泽东深入讨论后，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亲自带领工作组进驻学院进行调研。 彭德怀对学院的苏化倾向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种模式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和条件。 此时，刘伯承正在北戴河养病，但他对学院发生的变化感到非常敏感，他连续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强调需要反思教条主义，认真进行思想检查。 不久后，他又向彭德怀和毛泽东写信，表达了辞去所有在南京军事学院职务的请求。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他的辞职，任命了新的领导层接管学院。 6月23日，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讲话，他明确表示了对当前军事教育中忽视中国自己革命经验、过分强调苏联模式的不满。 毛泽东批评了当前的教育方式，认为应当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本土战略的重要性。 彭德怀紧接着毛主席的批评严肃地说道：“刘伯承身上的教条主义问题非常严重，它不仅仅是南京的问题，甚至在北京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盲目追随。我们应当记住，教条主义在红军的历史上曾经威胁到过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 后来，刘伯承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检讨，他的语言中充满了自责，他承认自己在军事教育方面的一些做法可能过于教条，忽视了实际操作的重要性，在发言过程中，刘伯承几度哽咽，显得情绪异常激动。 这次事件不仅是刘伯承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反映了当时军事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刘伯承淡出军界因与彭德怀误会太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