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问鼎计划# 美国将“东升西降”现象视作西方传统历史叙述中的一个新阶段，即大国间的争霸进入了新的时期。例如，中国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在美国政界广泛但误解地被看作是中国计划到2049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先强国的策略。作为一个维护霸权的国家，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威胁或挑战其领导地位的行为，从而与中国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战略对抗策略持续并加强，起始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并通过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与科技战策略继续，直至拜登政府在其政策报告中明确指出未来10年为美中竞争的关键时期，并设定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Out-competing China）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的发展和强化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变化。
在美国国内，政府明确表达了与中国全面对抗的立场，并成功塑造了“中国威胁”的公众认知。这种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的形象反映了美国在安全、经济及高科技领域内的综合战略布局，涵盖了跨国公司、学术机构以及其他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作。这些互动和协作跨越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党派分歧，形成了跨党派的政治共识。截至2023年，美国已在“全政府”层面实现了对华竞争和对抗的共识，并朝着更广泛的“全社会”层面发展，目标是形成一个包括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联盟。在国际方面，美国强化了针对中国的同盟关系。在科技竞争领域，美国采取的战略是在关键的大国竞争核心领域内，对中国实施更为精确的遏制措施。在构建阵营对立方面，美国试图以价值观为基础，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塑造“民主国家”的叙述，并建立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交流和产业链供应的“民主科技联盟”。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国与其盟友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制裁策略越来越倾向于所谓的“小院高墙”战略。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美国推出了“印度-太平洋战略”，通过美英澳三国同盟（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五眼联盟（FVEY）等机制，旨在将“印太地区”北约化，并将中国纳入北约的讨论范围，实现北约的“印太化”，通过这些措施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军事压力和安全隐患。
随着中美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期间的情况有显著差异，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相较之前有所上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时期内，美苏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冷战”，而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则更类似于一种“冷和平”状态。因此，不应寄希望于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会有显著改善，而应认识到美国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是一种重要的长期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