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汤恩伯听说义父陈仪已被枪毙，顿时面如死灰，大骂老蒋言而无信。当初告发，老蒋可是许诺会保陈仪性命的，并也答应由他来给陈仪颐养天年的。 陈仪和汤恩伯，都是浙江人，前者是绍兴人，后者是武义人，两人虽说姓氏不一样，但是两人的关系却可以说是亲如父子，汤恩伯对陈仪的孝顺和尊敬，可以说是众人皆知，甚至传为了美谈。 在早年间，汤恩伯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但是又没要人推荐。年轻气盛的汤恩伯便去找当时已是师长的陈仪帮忙。 两人虽然素不相识，但陈仪却很欣赏汤恩伯，他不仅给汤恩伯写了推荐信，还给了他路费以表资助。 在日本期间，汤恩伯又认识了陈仪的干女儿王竟白。汤恩伯义无反顾的对王竟白展开了追求，两人很快便在一起。回国之后，汤恩伯经常出入陈家，并对陈仪敬重有加，甚至以父子之礼相待。 汤恩伯每次只称呼陈仪为“先生”，既不称其姓，也不呼其名，十年如一日。为此，汤恩伯甚至当着陈仪的面，办了一个改名仪式。原名汤克勤他，正是在此时改名为汤恩伯的。 陈仪对此很好奇，问他为何要改名为“恩伯”。汤恩伯的话更是让陈仪感动：遇有恩伯，克勤才有今日。 加上汤恩伯“干女婿”的身份，陈仪有意亲上加亲，便有意栽培汤恩伯，将其推荐给老蒋，汤恩伯由此得以在军中扶摇直上。 这之后，汤恩伯为老蒋征战各方，和陈仪自然是较少见面。偶尔见面，汤恩伯对陈仪依然执礼如旧，相待如初，这更让陈仪感动。 1949年1月，老蒋宣布下野准备回溪口。途经杭州的时候，陈仪全程陪同。在杭州，陈仪目睹了老蒋失落的样子。正在这前后，陈仪又接到了老朋友李济深劝他起义的信。陈仪也感到如今老蒋已是江河日下，自己应该早日选择，如果可以完整的把浙江交出去，也不失为一件功德。 但是当时的陈仪虽然是主浙，手下能调动的兵力却只有几个保安团，要是想起义的话，力量还太弱小。而此时的汤恩伯，正被老蒋委以重任，让其负责京沪杭一带的防御。陈仪想，如果自己能和汤恩伯同时起义，让浙江和上海等地同时免受战乱之苦，岂不是更好。 陈仪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充分的信任自己的这个义子，觉得让汤恩伯起义并不用什么策动，只要给他去封信，他就会随义父而动。 于是在老蒋引退的第三天，陈仪就写了一封信交给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带去给汤恩伯。丁名楠见到汤恩伯后，汤恩伯第一句话就问：“先生近来身体可好？”丁名楠见汤恩伯还是如此关心陈仪，便觉得起义一事大有把握，便当即回答：“舅父一切都好！” 听罢，汤恩伯这才把话题引了回来：“名楠此行为何？”此时上海已经一片混乱，汤恩伯的住所已然成为了上海各部的中枢，各色人等进进出出。丁名楠感觉人多眼杂，欲言又止。 汤恩伯一看，便觉得一定是陈仪有什么要托丁名楠告诉他，于是赶忙带他上楼。这样，丁名楠才把陈仪写的信给汤恩伯看。 汤恩伯看后，沉思许久，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而是很客气的说：“后天我正好要去杭州，到时候我会去看望先生，到时候我们在面谈。”话已至此，丁名楠便要走，汤恩伯也不挽留，将其送到门口后，自己回到桌前，又盯着信看了许久。 最后，汤恩伯拿起电话，打到了溪口，将此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老蒋。电话那头却出奇的平静：“陈仪你认为如何处理好？”汤恩伯深吸了一口气：“陈仪也是有功之臣，此事他可能只是一念之差罢了，目前并没有对我们产生什么损失。可否将其解职，然后不再追究其他，让我给先生颐养天年。” 老蒋回复的很果断：“好，我同意你的意见，此事交给你处理。”还被蒙在鼓里的陈仪却还在杭州巴望着汤恩伯的消息。又让丁名楠再带一份信去见汤恩伯，并让自己的旧部胡允恭一同前往。 胡允恭到上海后，立即探听到了汤恩伯的真实态度，他连夜返回杭州报告。陈仪却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自己。毕竟汤恩伯多次在自己面前称，视自己为父亲，天底下哪有儿子出卖父亲的。 几天之后，被老蒋架空了的陈仪亲自去找汤恩伯，不了在途中却被老蒋派出的特务截了。汤恩伯得知后，心中有愧，便建议将陈仪送到衢州自己之前修建的一处公馆中。 陈仪在前往衢州的时候，看到门口都是汤恩伯的人， 随即悟到了真相，当即破口大骂，后悔莫及。很快，上海之战爆发了，号称可以坚守几年的上海，汤恩伯却一个月就给丢了。汤恩伯狼狈的逃到台北，此时老蒋也不再信任他，撤了他的所有实职。 不久之后，岛内人心浮动，老蒋便想用陈仪来杀一儆百。汤恩伯得知这个消息后，老蒋已去台南，汤恩伯便去台南求情，希望老蒋可以遵守当年的诺言，一等却是三天，最后侍从说老蒋已去台中，汤恩伯又去台中，侍从却告诉汤恩伯，老蒋让他等陈仪的问题解决了，再来找他。 不久之后，陈仪被枪毙。汤恩伯在家中痛哭祭奠，老蒋知道后，把汤恩伯找来骂了一顿，让他别再祭奠。在台北，汤恩伯也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无人愿与其来往。 四年后，汤恩伯得了十二指肠癌，做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时，发生了医疗事故，要了汤恩伯的命，时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