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顾祝同劝卫立煌赴台，卫指着生病的妻子表示不能走。顾竟说让卫自己先走。卫大怒：真不行了，也要给她办完后事再走！ 1948年11月，老蒋忽然给傅作义发了一道手谕，让傅作义把作战不力的卫立煌扣起来。傅作义一向与卫立煌关系不错，他当即把手谕给卫立煌看。 卫立煌看后，相当难过，他没想到老蒋会这样对他。此后，卫立煌便赋闲在家，闭门不出，北平一些和他交好的人，也嗅到了风向，纷纷不与他来往，只有傅作义还时不时去看他。 原本老蒋有意查办卫立煌的，但是随着淮海战事的发展，老蒋害怕查办卫立煌会对前线的士气产生不利影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北平的各路人马此时也是人人自危，没人顾得上卫立煌。 卫立煌准备利用这个时机南下去广州。行前，卫立煌还仁至义尽的给老蒋发电报，说自己要去广州。可等来的却是沉默，后来卫立煌又给老蒋的秘书发电报说明，依旧没有回音。这让卫立煌非常气恼，觉得自己给老蒋背黑锅就算了，现在他还要背信弃义，将他画地为牢。 很快，卫立煌就联系到了陈纳德，托他包了一架飞机，先是飞到了上海，住了一晚后，又直飞广州。到了广州后，卫立煌一行人入住了爱群酒店。由于卫立煌一行人穿的都是北方的冬衣，又是一大行人，难免有些招摇，很快就引起了广州特务的注意。 特务经过监听卫立煌的副官，还得知他们将取道去香港，这让老蒋很生气，当即下令广州的部队将爱群包围起来。负责此事的黄镇球知道卫立煌资历颇深，也不敢轻易得罪，见面时，也只是说自己是奉了南京的命令，来保护他的，并希望他可以尽快去南京。 卫立煌对这一番说辞，自然是不信。不久之后，卫立煌的随从来向其报告说，他们都搞清楚了，负责包围的特务只有二三十人，携带都是小口径手枪。 而卫立煌的三十多随从带的都是大口径手枪，火力强过他们。随从们有把握在半分钟内解决战斗，护送卫立煌去香港。 听完之后，卫立煌却有些生气，这样做只会落人口实，不敢那么鲁莽：“现在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敢把我怎么样？” 五天之后，黄镇球又来找卫立煌，说是一架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请卫立煌立即动身去南京，还一再声明这是老蒋的意思。卫立煌只好带着夫人和两名随从去了南京。 一到南京的住处，卫立煌就发现，这里岗哨密布。卫立煌前脚刚进门，就有人带来了所谓的老蒋面谕：不准会客，不准出门，不准通话，不准通信。 卫立煌知道，此时自己已经和被软禁无疑了。老蒋把卫立煌关起来，是想把东北的责任都推给他。但是与卫立煌有过节的人，却劝老蒋杀一儆百。卫立煌毕竟跟了老蒋三十年，三分之一的部队受过他的指挥，面对这样的建议，老蒋也知道，卫立煌是杀不得的。 虽然杀不得，老蒋却希望把卫立煌带走。他让顾祝同接探望之名去劝卫立煌赴台。此时卫立煌的住处早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面对顾祝同这样的稀客，卫立煌却并不意外。 果然，刚进门，顾祝同就推心置腹般对卫立煌说：“俊如兄，我劝你早做准备。”卫立煌装糊涂反问道：“我要准备什么？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顾祝同：“准备一下去台北吧！我家的东西已经全部运去台北了，俊如兄什么时候搬？你去台湾的话，一切交通我都可以安排，随从那些也都可以带去嘛。” 听罢，卫立煌并没有回答，而是示意顾祝同进卧室来。此时卫立煌的妻子韩权华已近休克，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了，正在抢救。卫立煌看着病重的妻子：“你看这样的病人能带走吗？” 没想到，顾祝同竟然说：“让她留在这里治病，你先走吧！”爱妻心切的卫立煌当即大怒：“要走一块走，就算她真的不行了，我也要给她办完后事再走！”说完，便不再理顾祝同。顾祝同自知说错了话，也知趣的离开了。 到了1949年1月，此时大局已定，老蒋大势已去，他又玩起了以退为进的套路，把事情丢给李宗仁，自己回了溪口。当天，李宗仁就下令解除了卫立煌住所的岗哨，并且还把卫立煌接到自己家中，两人畅聊了一夜。 这之后，去卫家拜访的友人多了起来，特务虽然还是会监视卫立煌，但是卫立煌已经可以自由的出入各处了。卫立煌知道南京始终不是久居之地，他便想趁此机会，离开南京，前往香港，静观时局变化。 在除夕这天，负责监视卫立煌的特务回家过年，卫立煌吸取上次太招摇的教训，乔装了一番，把留了三十年的胡子也剃了，还戴上副眼镜。 在凌晨四点，卫立煌带着全副武装的随员，乘坐两辆小汽车，直奔上海。到上海后，卫立煌住进了朋友家中，闭门不出，一周后，卫立煌带着几个随员，分批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到香港后，又立即住进了铜锣湾的国泰酒店。 后来卫立煌觉得酒店太惹眼了，又租了一栋公寓住下。在香港寓居的日子里，卫立煌小心谨慎，基本上不出门。 久而久之，由于要负担一家人和几十随员的开销，卫立煌出现经济困难，恰巧卫立煌的老友熊式辉也在香港做寓公，两人一拍即合，想共同投资一家银行，没想到却被骗的亏本。不久之后为了安全和减轻经济负担，卫立煌又举家搬迁到了九龙郊区，一直到他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