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休士顿。

昨天，和妈妈视频，93岁的老母亲说“你这么几十年，看上去一点都没有变！”。

我想回答“您是说三十多年前，我就长成中年男人的模样？！”。 话到嘴边，换成了“托您的福！”。

20年前，我邀请中国的一位知名教授来MD Anderson 讲课。作为老朋友，我亲自去机场接。来到办公室，我又亲自为他倒了茶。

他问我“你一位大教授，为什么不叫你的秘书去机场接？为什么不叫你门口的秘书进来送茶？”

我回答“接人沏茶不在秘书工作范围之内，除非她自愿请命，否则，我没有权力叫她做这些。”

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20年过去了，我的行政秘书已经是在家远程工作，一周来办公室一天。我要见她，还得预约，因为来办公室的这一天，她的事特别多。

和从前相比，尽管我有更多的头衔和许多从前没有的成就，但是，我与秘书上下级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她们的工作机会和选择，远比我这个大教授多。优秀一点的人，几年左右就升职加薪去做管理人员了。

这是时代的变迁，为他们高兴。

至于我，敬业自律，一天吃得比一天健康；一天比一天更爱好走路，直到上个月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城堡的雨季，我的小腿肌肉是长途行走拉伤了……

妈妈，我怎么可能没变？儿子己是耳顺之年。

然而，世间有些事，依然会让我泪流满面。那80年代特有的激情和浪漫，依然留在心底。

出生在60年代那个贫困的年代，奋斗，激情和希望，已经溶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DNA，想改都改不了。

康德墓碑上的墓志铭这样写道：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与日俱增：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准则”。

而这一切，落实在人的身上，就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