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不大？新四军基干部队其实就是6个老团，本来陈毅在东，他掌握的部队多一些，但是后来被项英叶挺以军长的身份要走了两团，于是项叶占4，陈粟谭占2，项叶不听从毛主席的“向海发展”的大战略布局，窝在日伪顽杂重兵围困的小地方，多次拒绝陈毅元帅要求他们东进的请求，最终导致皖南事变被人围灭，只有2000余非精干战斗人员撤了出去。 1941年12月25日，新四军的军部正式在湖北省汉口地区挂牌成立。此时的新四军由四个支队组成，包括10个团，人数达到10300余人。 新四军的高层领导构成是一个强有力的团队，由军长叶挺领导，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在战争中显得尤为关键。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分别担负起军事策略和日常管理的重任，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则负责党的工作和宣传教育，确保军队的政治方向和士气。此外，副参谋长周子昆和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也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支队的配置上，第一支队由司令员陈毅领导，陈毅的副手傅秋涛同时也兼任第一团的团长。第一支队还包括了第二团，由张正坤担任团长。第二支队由司令员张鼎丞和副司令员粟裕负责，其下辖的第三团和第四团分别由黄火星和卢胜担任团长。张云逸兼任第三支队司令员，与副司令员谭震林一同领导第五团和第六团，团长分别为饶守坤和叶飞。第四支队则由司令员高敬亭领导，尽管副司令员一职暂时空缺，但支队的作战和日常管理由参谋长林维先协助。该支队包括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以及手枪团，团长分别为杨克志、周骏鸣、顾士多和詹化雨。 新四军每个团的设立都是根据战时需求和地域特性来调整的，确保能够在不同战场上快速有效地应对敌人。各支队和团的领导人都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指挥才能，他们的存在大大增强了新四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1938年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明确的指示，尤其指出江苏省茅山地区将是新四军扩展影响力的关键地带。根据中央的电令，溧阳、溧水地区成为了军事行动的中心，同时也是向宜兴、南京、丹阳、镇江、金坛、长兴、广德等地发起攻势的战略基点。 5月4日，中央再次强调了茅山根据地的战略重要性，并计划进一步拓展到镇江、苏州和吴淞三角地区。新四军的实际指挥官项英，虽然拥有决定权，但面对中央的决策，他因为考虑到平原水网地带作战的难度、隐蔽性差、国民党的限制以及敌众我寡等因素，犹豫不决，未能迅速执行中央的命令。 与项英的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毅的行动。陈毅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深知即使东进道路充满困难，但日军的西进造成了其后方的空虚，这为新四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在1940年初，陈毅派出张郅秀、王培臣和曹鸿胜组成的先遣队，前往苏南进行敌后侦查。 1940年4月28日，该先遣队正式出发，陈毅亲自送队至青阳、南陵一带。随后，在5月12日，陈毅率领部队从皖南出发至苏南，成功挺进敌后，并在茅山一带建立了坚实的根据地。到了1941年，陈毅再次发起军事行动，不顾日军的阻碍和项英的反对，派遣第4团和第6团东进，至此，他指挥的部队已发展成三个纵队九个团的强大力量。 1941年1月7日，在所谓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其下属的六个团九千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在持续几天的激烈战斗后，仅有两千余人突围成功。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扣，而袁国平牺牲，项英和周子昆等人则惨遭背叛。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在1月17日宣布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这一决定直接挑战了中共及其军事力量的存在。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于1月20日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和国内的政治斗争。 在新的组织架构中，由于原军长叶挺被扣押，陈毅被任命为代军长，刘少奇担任政委，张云逸则被任命为副军长。 重建后的新四军组织结构更为完善，下辖七个师，每个师都有其独特的编制背景和战斗力。第一师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保留了新四军的老底子，由粟裕担任师长。第二师则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师长由张云逸兼任，同样继承了新四军的传统。 第三师是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黄克诚，这一师强化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紧密联系。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转换编制而来，师长及政委均由彭雪枫担任。第五师则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为李先念。第六师组成较为复杂，包括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抗日救国军，师长兼政委为谭震林。第七师则是由活动在安徽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部队合编而成，师长为张鼎丞。 新建的新四军兵力总计达到七万多人，这支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不仅没有解散，而是继续保持高度的活跃状态。他们分别挺进山东和东北，成为后来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的骨干力量。 来自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编. 安徽党史上的重要事件[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