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平问毛泽东：“像瞿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的摆布？” 毛泽东说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吴亮平又去问张闻天，张闻天说，这是中央局决定的，他一个人做不了主。 吴亮平是在苏联学习时与瞿秋白成为好朋友的，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转移。 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了随主力转移和被留下的高级干部名单，瞿秋白被留下。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官方信源整理撰写，文末有资料来源）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和中央机关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这场艰苦卓绝的“长征”由此开始。 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进行战略转移，理应轻装简行，迅速脱离险境。 李德的错误指挥，使得整个转移行动变得异常艰难，他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大搬家，将大量辎重和庞大的中央机关一并带走。 这种战术严重拖累了红军的行军速度，使得部队行动迟缓，频频遭受敌人的围追堵截。 红军原本希望通过快速转移，避开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寻找新的战略机遇，但庞大的辎重队伍和中央机关不仅增加了行军的负担，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路线，使得敌军得以准确地跟踪和围攻。 红军战士们既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不断掩护这些沉重的辎重和机关人员，在行军中疲于奔命。 起初，红军出发时共有八万多人，他们满怀信心地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急转直下，由于行军速度过慢，红军屡次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每次突围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敌军凭借优势兵力和装备，迅速对红军形成合围，使红军陷入了步步为营的险境。 到1934年12月1日，当红军在湘江一线展开突围战斗时，部队人数已经锐减到了三万多人。 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红军损失惨重，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革命的火种开辟了一条生路。 在红军主力即将离开时，中央决定留下少部分干部和部队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同时迷惑和牵制敌人。 这一决定，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落实，张闻天需要按照“三人团”的指示行事，负责执行具体的准备任务。 张闻天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尽管他知道这些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他仍然担心这些决定是否能真正保证红军的安全和长征的成功，特别是在面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略转移时，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无数战士的生死存亡。 张闻天全力投入到长征的准备工作中，他不断协调各部门的工作，确保物资、人员和路线安排都能顺利进行。 关于谁走谁留，张闻天在回忆中提到：“我只是根据‘三人团’的指示行事，我提出了一份名单供他们批准。”在这份名单中，包括了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等高级干部，同时也包括瞿秋白，他被指定为中央局的宣传部长。 瞿秋白身体一向虚弱，常年受肺病困扰，根本无法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这个决定让秋白自己和熟悉他的领导们都感到意外和不解。 尽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吴黎平等人都提出秋白应该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但博古和李德以“瞿秋白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为由，坚持将他留在后方。 面对这样的决定，秋白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无奈。 他本希望能和红军主力一起行动，但最终还是被决定留在敌后，他明白这个决定并非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结果。 尽管如此，他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强压内心的波动，以平静的态度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 瞿秋白的选择带着深深的悲壮色彩，他没有为自己争取特殊待遇，也没有在困境面前退缩，相反，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即使面对极大的危险和艰难，他依然选择留下，守护着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