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芙

编者按：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国大学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创办的杂志《红豆》一度闻名全国，如今不少广东乃至全国文化界耳熟能详的名字都能在《红豆》上找到踪影。今年适逢中山大学百年校庆，当年《红豆》杂志创办者之一王春芙追忆青春往事，写下此文。

《红豆》创刊

1979年过完春节回校不久，中文系77级苏炜、王培楠等几位热衷文学创作的同学就酝酿出版文学杂志，并遵照黄天骥老师的指导，从唐人王维诗句“红豆生南国”中选取“红豆”两字作为刊名。可是，直到苏炜兴高采烈地从文学前辈萧殷先生处取回其应邀题写的刊名时，杂志编辑部仍未成立。

我将此事向当时的系党总支副书记周广添老师和校学生会主席蔡东士同学作了汇报，他们建议我以系学生会的名义开一次会议落实有关事宜。老蔡同我商定：我俩以校系两级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参加《红豆》的指导工作，不参与编委会的编辑业务。按照周老师的安排，会议在系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举行。参加人员有76级的杨亚基、朱伦，77级的蔡东士、陈平原、苏炜、王培楠、骆炬和我，78级的方风雷和刘浩。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文学组织来出版杂志。经讨论，这个组织叫钟楼文学社（位于广州文明路中大旧址的大钟楼，以鲁迅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兼任教务主任居住过而著称）。我们推选系学生会学习委员王培楠为钟楼文学社社长，苏炜为《红豆》杂志主编，与会的其他同学（除老蔡和我外）为编委，同时也是文学社领导成员，还指定苏炜起草向省出版局申请刊号的报告。

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议程完成后，同学们立即投入选稿工作，爱好摄影的卢平同学抓拍了一张《红豆》编委会的工作照。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红豆》出版七期后便休刊了。有一年校庆，学校在中区图书馆西侧的橱窗里展出各个时期学生校园学习生活照片，主事者不知从哪个渠道获得这张照片，也将其展览其中。在恢复高考20周年时，《南方日报》出纪念专版，我还将这张照片放在显著位置登出。

街头卖《红豆》

《红豆》每期出版的日子，对当年中文系的同学来说，好像是盛大的节日。无课的同学或自行车上垒上一堆，或手抱一捆，或肩扛一叠，挤公共汽车到广州闹市区去售卖。出版一、二期时，学校还来不及制作校徽让同学们佩戴，我便通过学生会的各年级干部回去强调，凡上街卖杂志的同学务必带上学生证，以备有关人员盘查。有一次我和刘明和等几位同学在北京路的青年文化宫门口售卖《红豆》，当时街头报摊摆售的文学杂志只有《作品》和《广州文艺》两种，《红豆》一上街，市民们觉得很新鲜，没多久我们面前便围了一大群人，堵住了人行道。这时一位警察叔叔走过来（那时还没有城管），我赶快迎过去同他打招呼，自我介绍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在这里摆售自写自编的文学杂志。我主动掏出学生证，然后递给他一本杂志。他先是查看了我的学生证，又翻看了杂志。然后他说：“卖学生杂志可以，但阻碍交通就不好了。你们能不能往文化宫门内挪一挪，让群众排队购买。”他又指挥市民靠围墙排成一条队伍，很快就让出了人行道。警察叔叔笑着向我们招了招手，就到别的地方巡查去了。

这时，太阳不知不觉已升高了，大家觉得又热又渴。忽然一位四十多岁的阿姨一手提着一个热水壶，一手托着一大盘茶杯从文化宫里走出来，招呼我们说，“几位同学，看到你们忙了半天了，渴了吧！赶快喝点水”。我们几个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深切感到人们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非常尊重。

初识卷筒纸

《红豆》出版两期后，承印工厂通知我们需要自行采购一些纸，以备不时之需。

一天，78级的常丹绮同学找到我，说她有个亲戚在广州造纸厂，可以帮我们买到一吨纸。我听后很高兴，赶快叫上负责财务的邱俊玩跟她去买纸，并准备多叫几位力气大的同学去帮忙装车。常丹绮说不用了，去了也帮不上忙，让厂方装车好了。在我的想象中，纸都是一叠叠地平放，一刀刀地计量的，怎么帮不上忙呢？人多力量大，多来几个人不是可以搬得快一点吗？

到了纸厂一看，啊！完全颠覆了我这个孤陋寡闻的农家子弟的认知！原来印刷用纸是直径一米多的卷筒纸，这哪是靠人力搬得了的呢？只见一名工人轰隆隆地开来一辆吊车，将一根粗铁条往卷筒纸中心穿过去，两只吊钩在铁条的两端一勾，轻而易举地就将一卷纸吊上车去了，一吨纸刚好是两卷。工人装好车后又将两块有两三米长、五六十厘米宽，四周用厚铁皮包箍着的木板搬到车上，说是到达卸货点后，将这两条木板一头放在车厢上，一头放在地上，形成斜坡，就可将纸从斜坡上推下来。纸运回校后，我找来几个同学，按照工人事先的指导，很快就将卷筒纸推滚下来存放。

遗憾的休刊

有一次，我同陈平原等同学在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的小公园卖《红豆》。这里是1路公共汽车总站，人流量较大。吸取上次教训，我们不占道经营，而是将杂志放在小公园的栏杆内，让市民在栏杆外购买，秩序很好。有一位五十出头的中年人，不知道怎的走进栏杆里面来，拿起一本杂志看得很认真，还不时问我们编辑出版流程等情况。我一一向他解答，他也听得很耐心。不料他最后指着杂志的版权页对我说，“我发现你们的杂志没有刊号，应该是内部非售性质的出版物，你们拿到社会上来公开摆卖，严格地说是非法的，你们还是赶快办个正式刊号后再出版发行吧！你们杂志内容不错，很健康，就是手续不齐全”。我赶快说，我们已向省出版局打报告申请刊号，就是刊号还没有批下来，我们这是边等批边出版。他说：“哦！原来是这样。”说完便买了手中的那本杂志，向我笑笑就走了。

后来，我毕业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工作。刚上班就在走廊里见到一张熟悉的脸孔，同事告诉我他是文艺处处长罗源文同志。一听到文艺两个字，我的脑海刹那间灵光一现：这不就是一年多前在东山百货大楼前购买《红豆》时催我赶快为它申请刊号的那位好心人吗？我大步流星地赶到文艺处去，当着全处的人大声叫了一声“罗处长您好！”。罗处长愣了一下，我急促说出原委，他拍了一下脑袋说，“怪不得刚才见到你感到脸很熟！”然后他忽然问我：“对了，后来怎么在街面上看不到你们的《红豆》了呢？”我告诉他一直得不到正式刊号，出了七期就休刊了，他听了以后脸上露出惋惜的神色。

今年适逢中山大学百年华诞，热心的校友将七期《红豆》结集出版，以向母校献礼。编者要求当年有关同学写些回忆文章，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真是一段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春岁月，现在回忆起来还思绪难平。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时任系学生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