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读过一本相当震撼的韩女科幻，黄麻瓜《再次重逢的世界》，这个不同世代女性相互拯救的故事的设定基于韩国这样一段历史：在1990年，创下韩国史上最差性别比的“白马年”，有七万名女胎未能出生。 一个被尖锐抛出的问题是：韩国经济起飞，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代，堕女胎反而更加猖狂？ 这几天读西方韩国研究系列丛书里韩国学者张庆燮的《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意外地读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啊，真的建议爱韩女文学的人读，更深入地了解韩国社会，会更爱韩女文学的） 书中给出了1990年韩国可怕的性别比：1990年，0—4岁年龄组的性别比高达112.0，5—9岁年龄组为107.1，10—14岁年龄组为106.6。 张庆燮将这一问题置于“压缩现代性”的概念里来进行讨论。现代韩国社会呈现着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压缩”，几十年的爆发式经济增长使韩国缩短了社会转型时间，大城市快速复刻着西方文化和制度，而这种繁荣是建立在过劳的家庭之上的：强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基础上的父权制）促成了各种发展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也让韩国社会产生了根本性问题，社会福利、教育政策、城乡问题……其中即包括去家庭化倾向下人口性别分布不平衡。 张庆燮的解剖不可谓不犀利： “在适应现代工业和城市中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时，韩国人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对大家庭的传统偏好，但并没有放弃对儿子的偏好。他们精明地监控（甚至勾结）父权资本主义经济和威权政治，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至少生一个儿子。随着自我施加的生育限制，至少生一个儿子的可能性严重降低，性别检测和女性胎儿堕胎现象变得猖獗。” 看得我沉默的不止有那张生儿子渴望值统计表，还有这样一句话：“由于gj积极鼓励生育控制并默许堕胎，因此堕胎只不过是性别的问题，而非关乎生命，他们的行为只在道德上受到惩罚。” 换言之，东亚式父权制和资本在堕女胎问题上达成了共谋！ 正在经历压缩现代性下“生育率下降”时代的我，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 此套丛书还包括： 《老龄化的老虎》（加）托马斯·R·克拉森、梁允祯编 《韩国流行音乐》（德）麦克尔·富尔著 《是什么缔造了江汉奇迹》（韩）俞正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