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大校长傅斯年去世前夕的一个夜晚，格外地寒冷。傅斯年在小书房埋头写作，妻 子俞大彩坐在他对面，为他缝补破袜。俞大彩催促丈夫早点休息，傅斯年却说：“我要拼命写 文章，多赚些稿费！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俞大彩听了，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傅斯年当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他穿着一件厚实的棉袍，正专心致志地写作，笔尖在纸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的夫人坐在他对面，手中拿着针线，正小心翼翼地修补着一只破旧的袜子，为了让校长在明日的会议上显得体面，毕竟他需要参加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学术交流会，另一个则是教育政策讨论会。 书房的墙壁上挂着满是书籍的书架。他曾多次强调，这些书籍是他的精神财富，希望将来能留给他的儿子，以继续传承学术与知识的火炬。他还计划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刻制一方印章，印上“孟真遗子之书”的字样。 夜已深，傅斯年的夫人轻声催促他休息，但他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表示自己需要完成一篇即将截稿的杂志文章。 在他们简朴的生活中，傅斯年时常感到内疚，他无法给予家庭更多物质上的舒适和保障。他深知自己的家庭为了支持他的学术事业，已经忍受了许多艰难与不便。但他坚信知识和教育的力量能够带来长远的改变，这是他坚持学术工作的最大动力。 傅斯年的生活朴素，但他对知识的热情和对教育的承诺从未减少。在他的努力下，提升了台湾大学的学术水平。无数学生获得了知识的启迪，而这本身就是对他简朴生活的最好回报。 1950年年底，台湾大学举办了一场富有影响力的作文比赛，吸引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参与。这场比赛的设计者和评委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傅斯年，他以其独到的教育眼光和对文学的深刻理解，亲自出题并审阅学生的作品。在一篇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傅斯年发现了一位具有非凡文才的学生，这篇作文的思想深邃、文笔成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才华。 在比赛结束后不久，傅斯年决定亲自见这位学生，了解其背景和激励他未来的学术追求。面谈中，他发现这名学生家境贫寒，且由于深度近视问题未能配戴眼镜。傅斯年感到同情，决定秘密帮助这名学生。他没有直接询问学生为何不戴眼镜，而是选择了一个更为细致的方式来提供帮助。 傅斯年随后前往香港，为这名学生定制了一副眼镜，就在这副眼镜完成并准备送往台湾的几天前，傅斯年因病突然去世。在他逝世后不久，一个亲近的人代为将这副眼镜送到了傅斯年的家中，转交给了傅斯年的家人，并告知了这背后的故事。 傅斯年的人生充满了矛盾而又和谐的转折。早年，傅斯年对丁文江抱有极大的敌意，认为他的政治立场与自己背道而驰，曾在公开场合激烈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胡适是傅斯年的至交，也是他性格中温柔理智一面的引导者。在胡适的牵线搭桥下，傅斯年与丁文江得以真正相识，并迅速从敌意转为深厚的友谊。 傅斯年的政治生涯同样凸显了他的勇敢和原则性。在1944年，他在参政会上公开质疑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贪腐问题。他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无疑是充满风险的。 在台湾，傅斯年更是以其独特的个性著称。在蒋介石的权威之下，他依然能够毫无畏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蒋面前也敢于摆出自由自在的姿态。 在傅斯年的一生中，他不断追求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开创了“史料学派”。 傅斯年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原则，至今仍被历史学者广泛引用。 傅斯年曾领导并影响了包括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在内的顶尖学术机构，这些机构在他的领导下，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学术水平。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工作帮助该机构成为了两岸学术研究的重要中心。 傅斯年去世后，台大行政大楼对面安装的“傅钟”，每节课上下课均会敲响21声，这象征着傅斯年生前对时间的珍贵看法，即一天中有21小时用于勤奋工作和学习，剩余3小时则用于沉思与思考。 来自 聊城地区史志办公室，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编；齐保柱，高志超主编. 聊城风物[M].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