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陈毅下令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周佛海之子：我母亲往那送过信

1921年的炎夏，年轻的周佛海与恋人杨淑慧在上海擦出爱的火花。谁能想到，这段始于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的恋情，竟成为29年后一段尘封往事的关键线索。1950年，为迎接建党30周年，上海市长陈毅下令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周佛海之子周幼海想起母亲曾为父亲往那座神秘的房子送过信。就这样，一位汉奸之妻的青春记忆，意外地为中国革命史上这一重要地标的确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这是一个关于记忆、爱情与历史交织的传奇故事。

书香门第遇新潮：两代婚姻的碰撞

在湖南沅陵县的偏僻山村里，1897年出生的周佛海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他的父亲是一位晚清举人，曾在曾国藩幕下效力，为了培养这个聪慧的儿子，特意在家中开设家塾。

12岁那年，周佛海的人生遭遇了第一个转折点。父亲的意外殉职，让他和兄弟姐妹只能依靠母亲抚养。

在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5岁的周佛海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很快就赢得了老师们的青睐。但优异的成绩并未让他变得谦逊，反而在学校里树立起自己的小团体。

一场打新生事件之后，周母认为是时候给儿子找个约束了。16岁那年，周佛海与本乡白河村郑永汉的女儿郑妹完婚，这是一场典型的旧式包办婚姻。

郑妹虽然比周佛海大三岁，却是个温婉贤淑的女子。婚后两年，她为周佛海生下一儿一女，在丈夫远赴日本留学时，独自在乡下抚育子女。

1920年的上海，一场偶然的相遇改变了周佛海的人生轨迹。因为湖南军阀混战无法回乡，他暂住在好友李达家中。

杨淑慧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富家小姐，思想新潮，向往自由恋爱。她经常到李达家做客，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

在杨淑慧的回忆中，初见周佛海时，他虽然头发蓬乱，白西装也显得脏旧，但那张俊美的脸庞依然吸引了她的目光。这位留学日本的才子，完全符合她心目中理想伴侣的形象。

在共同好友王会悟的牵线下，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周佛海悄悄给郑妹写了休书，并向杨淑慧许诺等留学归来就迎娶她。

命运弄人，就在两人订婚前夕，一位记者挖出了周佛海已婚的秘密。面对家人的坚决反对，杨淑慧毅然选择了翻窗私奔。

这段始于1920年的爱情故事，不仅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轨迹，更在29年后成为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周佛海的两段婚姻，一个是传统礼教的产物，一个是新思潮下的选择，见证了那个时代婚恋观念的巨大转变。

新中国寻根溯源探红色遗迹

1950年初春，上海市长陈毅坐在办公室里，翻阅着一份关于建党30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文件。他在文件上重重地圈出了一行字：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市委立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由统战部长刘晓带队，开始了艰难的寻访工作。当年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中，李达、董必武等健在的同志回忆，会址在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里，但具体门牌号码已经记不清了。

调查组在望志路一带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询问，却始终找不到确切的位置。老居民们对这条街道的变迁倒是记忆深刻，他们说1921年这里还叫贝勒路，后来才改名望志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调查组找到了1921年法租界工部局的《房地产登记簿》。通过这份档案，他们发现望志路106号在1920年至1922年期间，确实租给了一位姓李的中国人。

这个重要发现让调查组振奋不已，他们立即前往望志路106号实地考察。这里已经成为一家香皂店，店主对这座房子的历史一无所知。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通过上海统战部的关系网找到了调查组。

周幼海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的继母杨淑慧，当年曾多次到这座房子为周佛海送信。原来1921年夏天，周佛海与杨淑慧正处于热恋期，而李达夫妇是他们的媒人。

调查组立即找到了杨淑慧。这位已年过半百的女士，对那座房子的印象异常清晰。她描述了房子的格局：一楼是会客厅，楼上有个很大的书房，后面还连着一个小花园。

杨淑慧回忆，那年夏天她经常去望志路106号找李达夫人王会悟。有一天，她看到李达匆匆忙忙地准备房间，说是要开个重要会议。

王会悟后来告诉她，那些与会的人都是＂新青年＂的同仁。杨淑慧特别记得，会议期间她给周佛海送信时，看到屋里坐了十几个人，有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人在激动地说话。

根据杨淑慧的证词，调查组对照了一大代表的照片。那个留山羊胡子的人，正是陈独秀。

为了进一步确认，调查组请来了建筑专家，对照杨淑慧的描述测量房屋尺寸。令人振奋的是，房屋的布局与李达等老同志的回忆完全吻合。

1951年，望志路106号正式确认为中共一大会址。这座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的建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它的重新发现，竟然要归功于一段民国时期的爱情故事。

就这样，周佛海与杨淑慧这对注定要被历史评说的恋人，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笔独特的印记。那个年代的婚恋纠葛，竟成为29年后寻找革命圣地的关键线索。

汉奸遗孀为党出力显真情

1950年的上海，对杨淑慧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她不仅亲眼目睹了丈夫周佛海在南京雨花台的处决，还意外成为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关键人物。

上海市统战部的同志找到她时，她正在为生计发愁。周佛海被处决后，这个曾经的汉奸家属失去了所有经济来源，靠变卖家中剩余物件度日。

面对调查组的询问，杨淑慧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配合态度。她不仅详细描述了望志路106号的建筑结构，还绘制了一张简单的房屋平面图。

调查组成员们注意到，杨淑慧说起那段往事时，语气平静而准确。她记得房子一楼的会客厅有一张圆桌，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楼上书房的窗户正对着后院的梧桐树。

那些年轻时往返于望志路的记忆，在她脑海中始终清晰如昨。她告诉调查组，自己当时经常借着给周佛海送信的机会，去找王会悟聊天。

杨淑慧回忆，192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她照例去望志路106号。王会悟把她拦在楼下，说楼上在开重要会议。

透过楼梯的缝隙，她看到了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的情景。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目睹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场景。

调查组对杨淑慧的证词进行了反复核实。通过对比其他相关人员的回忆，发现她的描述与历史事实高度吻合。

为了表示感谢，上海市政府考虑到了杨淑慧的实际困难。陈毅市长批示，给予她适当的工作安排和生活补助。

杨淑慧婉拒了政府提供的工作机会。她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再给组织添麻烦，只希望能够安静地度过余生。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深受感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汉奸遗孀能够主动配合革命历史的寻访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坦诚。

后来有人问起杨淑慧，为什么对那座房子的记忆如此清晰。她说，那里承载着她最美好的青春回忆，是她和周佛海恋爱时期最重要的见证。

1951年，当望志路106号正式确认为中共一大会址时，杨淑慧默默地来看了一眼。这座承载着她爱情记忆的建筑，如今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标。

时过境迁，杨淑慧的晚年生活平静而简单。她很少提起周佛海，但对于自己在寻找一大会址过程中的贡献，她始终感到欣慰。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在革命史迹的寻访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即便是一个汉奸的遗孀，也能为党史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

革命圣地重现昔日峥嵘路

1951年7月1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这座沉寂了三十年的石库门建筑，重新焕发出历史的光彩。

开馆当天，李达和董必武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仪式。两位老同志站在当年开会的房间里，指着各处细节向参观者讲述往事。

陈毅对纪念馆的修缮工作十分重视。在他的指示下，建筑的原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就连当年的家具陈设都尽可能按照原样布置。

为了还原历史场景，上海市文物部门四处搜集1920年代的老家具。一张与当年会议使用的圆桌极为相似的桌子，被从一位老上海居民家中征集而来。

杨淑慧看到恢复原貌的会址，指出了一些细节的差异。她记得当年的楼梯扶手是深褐色的，而不是现在的浅色。

根据她的建议，修缮工作组对部分细节进行了调整。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动，让整个场景更加贴近历史真实。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一大会址正式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这一决定标志着它的历史地位得到正式确认。

周幼海后来回忆说，母亲杨淑慧经常站在会址对面的人行道上驻足。她从未踏入纪念馆一步，却默默关注着这里的一切变化。

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纪念馆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原有的展览面积扩大了三倍，增设了大量历史文物展示。

上海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1921年法租界工部局的房产登记档案。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成为纪念馆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随着参观人数的增加，纪念馆逐渐成为上海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团队，沿着历史的足迹重温建党历程。

1961年，会址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荣誉不仅是对建筑本身的保护，更是对革命历史的致敬。

杨淑慧在1965年去世，临终前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书信交给了儿子。这些资料后来被捐赠给纪念馆，成为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完成改造的一大会址纪念馆重新开放。新的展陈中，特别设立了一个角落，讲述着杨淑慧与会址寻访的故事。

这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建筑，经过岁月的洗礼，愈发显得庄重肃穆。它不仅是一处革命遗址，更承载着无数人物的悲欢离合。

会址的重新发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历史片段。它告诉人们，历史的重大转折往往与普通人的生活轨迹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