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对明朝的影响非常恶劣，先不说损失了四五万精锐士兵和无数武器装备，最严重的是折损了杜松和刘铤这两位名将。此二将非同小可，一个是在胡人中威名赫赫的“杜太师”，一个是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可以说是当时的“徐达和常遇春”，结果却在这一战中惨烈战死全军覆没。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之间关键的军事冲突，爆发于1619年，也即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和努尔哈赤天命四年。这场战斗标志着两个政权之间激烈的国运对抗，结果是明军遭受了惨败。这次战役的失败不仅令大明失去了东北边军的精锐，而且导致了东北地区许多原本亲明的藩国和部族纷纷被后金消灭或被迫臣服，如参战的朝鲜随后变成了后金的藩属国。 关于萨尔浒之战，历史上对此有各种解读，尤其在清朝时期，为了增强清朝的合法性，不利于清朝的历史记载常被删改或重新解释。例如，将建州时期的朝贡关系删改为明清对等关系，以及将清朝灭明描述为为民除害。这种官方叙事尝试通过改写历史来塑造清朝的正统形象。 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失败原因通常被归咎于军事领导层的问题，如高级将领懦弱无能、贪功冒进，以及士兵士气低落和军纪松懈。当时的最高指挥官杨镐被批评为才能不足，而明朝的天子则被视为昏庸和对军事不关心。清朝的官方史书往往将这些评价反转，来突出清军的英勇和能力。 然而，如果抛开个人层面的因素，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明军的惨败不仅仅是由于个别将领的失误，而是一系列长期积累的问题的爆发。尤其是在万历三大征之后，明朝国库已极度空虚。这三次大征指的是援助朝鲜对抗倭寇的战争，虽然达成了目标，但明朝在此战中耗费巨大，不仅经济负担沉重，同时也暴露了军事上的弱点，激起了建州女真的野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加剧，建州女真趁机挑起全面的叛乱，最终演变成了萨尔浒之战。这场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对决，也反映了明朝内部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是明朝衰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神宗皇帝，作为明朝的一位统治者，历史上的评价复杂多变。尽管《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了神宗在清算张居正之后的一段振作，显示了他年轻时的雄心与活力，但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他整体治理能力的质疑。万历四十六年，东北地区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起义，公然反抗明朝的统治，这一事件对神宗的统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历史上，面对边疆的叛乱，中原王朝的皇帝通常采取两种策略：亲自征讨或派遣将领平叛。例如明成祖亲征，显示了皇权的强大。然而，自从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中被俘后，明朝陷入了长期的军事和政治危机，从此明朝皇帝很少亲征，形成了“天子守国门，天子不出征”的惯例。 神宗时期，尽管他可能有意改变这一传统，思考过亲征以示对外强硬的姿态，但由于历史的教训和朝臣的压力，这一想法并未付诸实践。皇帝的权力虽大，但在封建体制的顶峰期，皇帝的决策还需朝臣的支持，尤其是在大政方针上。万历朝的国本之争进一步限制了神宗的权力，朝臣集团对他的政策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力。因此，即使神宗有过亲征的想法，也难以得到朝臣的支持，甚至可能遭到强烈反对。 更重要的是，神宗长期居于深宫之中，缺乏实战经验和军事才能，这也是他未能亲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的局限和个人能力的不足，共同影响了神宗处理边疆叛乱的决策。虽然他的一生中有过雄心壮志的时刻，但在面对实际的军事挑战时，他不得不依赖将领和朝臣的决策和支持。 明朝建立之初，致力于继承和弘扬唐宋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宋代文人主军事的制度，这一传统在明代得到了继续。明代的治军方式虽与宋代的文人领导战略略有不同，明朝实行的是文人治武。明代士大夫受宋明理学深厚影响，他们承担着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例如，明成祖时期，杨荣作为成祖的军事参谋随军北征。中期的于谦负责指挥保卫北京的战斗，而王阳明以较少的代价破坏了宁王的叛乱。到了晚明，如袁崇焕和孙传庭等文人，也展示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 然而，尽管有几位文人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这并不普遍。对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军事更像是一种业余爱好。这些成功案例促使明朝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这与宋代极端压制武将的情况略有不同。结果是，到了万历年间，出现了武将人才不足的现象。 来自 田亮作. 中国古代传奇战争系列 宁远之战[M].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