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6日，傅作义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让他将卫立煌押送南京处置。傅作义感到莫名其妙，让一个上将抓另一个上将？这是要干什么？

老蒋突然对卫立煌翻脸，是因为他急于找一个丢失东北的替罪羊。

10月28日，在确认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覆灭后，杜聿明和卫立煌商议后，认为沈阳已难以久守，于是便飞去葫芦岛，组织那里的十万蒋军撤离。

老蒋在辽沈战役打响后，决定让杜聿明取代卫立煌，主持东北军政，但东北蒋军崩溃速度之快，根本没给杜聿明留下接手的时间。

眼见东北仅剩沈阳及周边几个据点控制在手，老蒋在10月29日，给沈阳防守司令周福成去电，让他抢修工事整军备战，同时又去电杜聿明，让他飞去沈阳视察防务。身为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却未收到老蒋的任何指示，端坐在办公室内，无事可干。

杜聿明乘飞机快到沈阳上空时，又接到老蒋通知，说沈阳情况复杂，让他原回葫芦岛。葫芦岛的十万蒋军，若要短时间内撤走，没有大量的舰船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蒋军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配合。

杜聿明一寻思，干脆飞去北平，让老蒋给桂永清下达命令，这样好过他费心思去衔接。巧的是，杜聿明刚下飞机，就看见老蒋在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等人的陪同下，急匆匆往专机走去。

眼看老蒋要离开，杜聿明连忙跑步上前跟了过去。老蒋见到杜聿明，面上显得很是惊诧，问：“不是让你去葫芦岛，怎么那边出问题了？”

杜聿明直言说：“葫芦岛的部队，若不及时撤走，真的就要出问题了。”

老蒋说：“不是让你组织撤军吗？”

杜聿明提出需要海军出动大量舰船，老蒋说：“我随后通知桂永清，让他全力支持你。”

突然，杜聿明想到了营口的52军。52军和杜聿明渊源颇深，他早年在该军的基本部队25师当过旅长、副师长。在东北的蒋军部队中，杜聿明最重视的一个是新六军，另一个就是52军了，这也是他用的最顺手的两支部队。

趁着老蒋松口，杜聿明又说：“在撤军之前，应先将营口的52军运到葫芦岛。”

老蒋急着要走，边走边说：“我会催桂永清，让尽快派船只去。”

杜聿明跟着老蒋走到专机旁，又问：“是不是把沈阳的卫总司令接出来？”

老蒋听后，显得很不高兴，杜聿明偷偷用手推了一下王叔铭，王叔铭忙说：“要接卫总司令的话，就得这一两天，再晚机场被炮火覆盖，想走都走不了了。”

在杜聿明、王叔铭的询问下，加之卫立煌好歹也是国民党的“剿总”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若真当了俘虏，也不好看。老蒋在临上飞机时，很不情愿的让王叔铭派一架飞机去将卫立煌接走。

10月30日，卫立煌乘坐最后一架飞离沈阳的飞机离开。飞机在葫芦岛降落时，杜聿明见本来承载二十多人的飞机，竟然走下来三十多人，他悄悄对卫立煌说：“这是王叔铭派去接你的专机，怎么拉这么多人，就不怕途中严重超载坠落啊。”

卫立煌叹气说：“大部分都是总部的人，把谁留下我都不忍心。”

卫立煌为人仗义，他走的时候除了参谋长赵家骧等总部亲信，就连廖兵团覆灭后，只身逃回沈阳的军长潘裕昆、龙天武也一并带上了。

在葫芦岛的第二天，卫立煌乘飞机去了北平，被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安排的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原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的宅子。

11月26日，在老蒋的授意下，南京发表了对卫立煌的处分，称：“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人在北平，有傅作义的照顾，特务们不敢上门抓人。老蒋便给傅作义发去密电，让派人把卫立煌“送”到南京来。

傅作义在司令部请卫立煌吃便饭，两人边吃便聊，期间傅作义主动掏出老蒋的密电，递给了卫立煌。

卫立煌扫了一眼密电后，苦笑说：“那么就请宜生兄把我解去南京，也好较差。”

傅作义说：“出卖朋友的事我做不来，之所以把电报拿出啦，是让你留个心眼，我看这是要把东北战败的责任，一股脑推到你身上。”

卫立煌气愤的说：“无论是让葫芦岛的部队东进，还是让廖耀湘兵团西进，从头到尾都是他（老蒋）在指挥，锦州的范汉杰，长春的郑洞国，也是他空投手令，遥控指挥。如果要追究战败之责，我倒是想问，那一场败仗是我指挥的。”

傅作义让卫立煌宽心，说留在北平可保无虞。尽管有傅作义的承诺，但卫立煌还是不放心，因为北平警备司令的李文和撤入北平的兵团司令石觉，都是老蒋的嫡系将领，这两人很是顽固，平日又和北平的特务头目往来密切，保不准哪天执行老蒋密令，突然对卫立煌发难。

12月中旬，卫立煌包租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悄然离开北平，飞机在上海短暂停靠后，转飞广州。

到广州后，家人劝卫立煌马上去香港，卫立煌认为这么急切的走，显得不光明磊落，他和家人租住在爱群酒店，准备先在广州待一段日子。

这么一耽搁，卫立煌的行踪暴露了。在老蒋的指令下，广州的宪兵、特务包围了爱群酒店，将卫立煌夫妇强行带上飞机，押到了南京的住所软禁。

直至老蒋下野后，卫立煌处境好转，在除夕之夜趁着特务看管松懈，这才得以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