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官方信源整理撰写） 1949年，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推进，整个国家即将迎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就在这一年年初，南京作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也处在动荡与变化之中。 国民党政府在感受到解放军压境的不安与紧迫之时，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可能的混乱，其中一个显著的决策是疏散监狱在押人员，以防囚犯在战时被利用或引发更大的社会不稳定。 在这一波被释放的囚犯中，周作人，一位著名的文学大师和深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得以重获自由。 1949年1月26日，随着南京城的气氛日渐紧张，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中步出，结束了自己的牢狱生涯，对他而言，这一天不仅意味着身体上的解放，更象征着精神上的重生。 南京的街头已充斥着战争即将结束的紧张氛围，解放军的脚步声逐渐清晰，而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则显得越来越暗淡。 在释放当天，尤炳圻父子来到监狱门前迎接周作人。 尤炳圻与周作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早年，两人在文化与思想上有着深厚的交往，尤氏父子此行的目的，不仅是将周作人从监狱中解救出来，更是为了提供一个在动乱中相对安全的庇护所。 周作人与尤炳圻父子一同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那时，由于战事的影响，京沪线路的交通已大不如前，列车班次减少，车厢拥挤不堪，尽管如此，尤炳圻父子还是设法为周作人争取到了一席之地。 列车穿越战火纷飞的地带，每一个停靠站都充满了不确定与焦虑的氛围，乘客们或是逃离战区的平民，或是带着复杂心情返乡的士兵，这对于已是耄耋之年的周作人来说，是一次身心的极大考验。 当列车终于抵达尚未解放的上海时，尤炳圻将周作人安置在自己家中。 这座位于日租界旧址附近的住所，为周作人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风港。 在尤家的照顾下，周作人得以从物质上得到恢复，但他的心思仍旧飘向远方，思考着自己在新时代中的角色和使命。 抵达上海初期，周作人在尤炳圻家中得到了短暂的安宁。 周作人每日三餐得以保障，居住环境虽简朴却也整洁舒适，这对于刚从囚禁中解放出来的他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恩惠。 在这段上海生活中，周作人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绪和感悟，这也促使他撰写了《横浜桥边》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反思了自己在战争与变革中的角色，也深刻表达了对时局的观察与思考。 此时，胡适再次出现在周作人的生活中，他对周作人的才华和学识有着深刻的认可和敬仰。 胡适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变迁做准备，他有意将部分文化精英聚集到别的地方，以保持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粹。 胡适通过电话多次与周作人沟通，每次交谈都试图说服周前往台湾继续他的文化和学术工作。 周作人的内心却有着不同的思考，虽然他对胡适的学识和品格抱有极大的尊重，但他对未来的看法有所不同，周作人认为自己的根在大陆，他的文化身份和创作灵感都源自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和人民。 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对新政权即将带来的变化抱有一种复杂的希望与期待，他想要亲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观察并记录下这个时代的面貌。 每次通话后，周作人都会深深地思考，但周作人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他以礼貌但坚定的方式拒绝了胡适的邀请。 1949年夏日，周作人坐在尤炳圻家的一间安静的书房中，面对着墨迹未干的信纸，沉浸在对自己未来的深思中。 这封信，他准备寄给正在北平的周恩来总理，是一次心灵的吐露，也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一种交代，周作人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可能决定他在新中国的命运，因此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都斟酌再三。 信中，周作人首先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未来中国方向的信任和支持，他认可共产党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对人民的关怀，同时对党在建国初期推动文化和教育改革的计划充满期待，周作人希望在新的社会体制下，能继续贡献自己的文学和学术力量。 更重要的是，周作人在信中坦白了自己在战争期间就任伪职的经历，周作人还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工作的热忱，特别是在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化研究方面。 这封信经由周作人的一位学生小心翼翼地送达了周恩来的手中。 据后来的回忆，这封信也被转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阅读完这封详尽的自述后，对周作人的情况表示了理解，他认为周作人的学识和才能对新中国是宝贵的资源。 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不仅允许周作人留在大陆，还鼓励他继续从事文学和翻译工作，特别是在古希腊文学领域的研究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