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一年兵的我，在部队农场养猪、喂鱼时，伙食标准是0.60元

素材/钱福

编发/史乎文乎

1973年12月，我应征入伍。我们这批兵，虽然在1973年12月22日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4年兵。

都知道，在七十年代，部队不仅是战斗连，而且还是生产连，基本上每个连队都会养猪、种菜，来改善伙食。当时，我们部队在宁夏吴忠地区有一个农场，每年农忙时，都会从各个连队抽调人员，来支援农场生产。

我所在的三排（为期五十五天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一连三排八班），刚刚结束一个春天的烧石灰外勤，就赶上连队兵员调整，我又被分到了二排四班。说来真是巧，恰好轮到二排出外勤，到吴中农场支援生产，我又赶上了。你看，我这兵当的，基本没有训练几天，真是“幸运”。

在七十年代，所谓的部队农场，其实与农村的农业生产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农场规模大，分工细，并且专业。当时，我们部队农场的战士们，有插秧种水稻的、有养鱼养鸭的、有养猪做饭的、有养牛除草的、有做木匠的、有做电工的、有学机械的、有会计、有技术员、有库房管理员、有服务社售货员，除此之外，还有司机、办事员等等，真可谓是，“三百六十行，至少占一半”。

我们二排来到部队农场后，我随即被编入到了副业班（有五位新兵和三位老兵）。当时，我们副业班，一般有“三大工作”。一是喂猪、割草，这项工作要求每天喂三次猪食，清理两次猪舍卫生，然后打猪草；二是养鱼，这项工作要求每天喂养几亩湖面的鱼苗，和看护管理几十亩的鱼塘；三是在雨季时负责鱼塘排涝。说实话，这三项工作都不容易，也都很累，我们班这八名战士，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工作（给猪准备“早餐”、“中餐”和“晚餐”，和打扫猪舍），往往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晚上不仅要抽肥水给鱼塘增加养分，而且还要看管鱼塘里的鱼不被捕捞）。

因为工作量比较大，所以在刚来到农场副业班时，我们五位新兵都非常不适应。但一句话说得好，“艰苦的环境，才更锻炼人。”就这样，一段时间适应下来，我们都能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每天的工作。除此之外，当时，在部队农场，我们的伙食标准，也来到了每人每天0.60元（有0.15元的补贴）。这每天0.60元的标准，再加上“近水楼台先得月”（部队农场的大米、各种蔬菜、猪肉、鱼肉，我们几乎天天吃，油水很足），来到农场一个月后，我就胖了五斤。

光阴似箭，到今天，转眼五十年过去了，可以说，在部队农场养猪、喂鱼的一年，是我十二年军旅生涯中，比较难忘的一年。同时，在这一年里，更是有两件事，让我至今想起，还是难以忘怀。

记得那是1974年7月的一天傍晚，完成一天的工作，吃完晚饭后的空闲时间，我们副业班的几位战友，一起到农场外面散步。7月的傍晚，生机勃勃，农田边的野草，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波浪般翩翩起舞，真是让人心旷神怡。不久，夜幕降临，我们远远地看见西南方向，有大片的灯光闪现，好像有人支起了电影银幕。因为农场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农田，视野很好，目测距离不过五公里，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一起去看电影。

拿定主意后，我们几个人一路小跑，向灯光的方向奔去。但等我们紧赶慢赶的跑到时，电影已经放映过半了。记得那次放映的电影是《小兵张嘎》，附近村庄的乡亲们，男女老少黑压压的一片，都坐在那里看电影，就我们几个站在最后面看。

坐在我们前面的一位老太太，偶然回头看到了我们（我们穿着军装），急忙起身招呼我们坐下，并安排旁边坐着的孙子，回家拿几个板凳来。老太太一张口，哎呀，秦腔啊，我很是惊奇，在这他乡之地，居然能听见乡音。之后，经过简单的介绍后，我得知，这位老太太，她和我来自同一个城市，并且相距不远。

听到我们是从部队农场过来的，大娘很是惊奇。要知道，这里距离我们农场，有十几公里的路程。这也真是的，一心向着有灯光的地方跑，我们竟然没有感觉就跑了十几公里。宁夏这个地方真是地广人稀，一望无际啊。

电影还没有散场，大娘就说不想看了，并一再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喝茶，真是盛情难却，又是一个地方的老乡，没有理由拒绝。因此，我们几个，就跟着大娘到她家里去了。

大娘的家是独门独户，不大的院子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前后通透的两间平房，这是当时标准的住宅模式。落座以后，大娘直截了当的对我们说：她儿子是个“劳改的”。因为觉得丢人，不想回老家，就在这里就业了，她就这么一个儿子。

真是没有想到，这里居然是一个改造农场。没有看到有人看守，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高墙铁丝网。刚才坐在那里看电影的人，都是拖家带口，男女老少，和颜悦色。没有任何痕迹，真的不可思议。

我们和大娘说话的功夫，电影也散场了。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也带着孩子回来了。大娘指着儿媳妇对我们说：“她也是，一个北京娃，本来好好的在工厂当会计，可动了贪念，比我儿子大两岁，人还是挺好的。”

“妈，跟外人说这些干啥。”儿媳妇小声说着，然后就领着孩子进了后屋。

“怕啥呢，做过的事，还不能说了。”大娘冲着儿媳妇的背影大声说道。这就是陕北大娘，大气豪爽，为人热情，说话略带生冷。

大娘的儿子话很少，只是不停的给我们碗里添水。说话间，这时我才注意到，大娘的家里，当时很流行的一头沉写字台上，摆放着红灯牌的收音机，墙边还摆靠着标准牌缝纫机，红旗牌的二八自行车，再加上她儿子手腕上的手表，三转一响，全了。要知道，在七十年代，这三转一响，想要凑齐，可不容易。可能是在边远地区的缘故，这些物品不那么紧俏，要是放在城里，很难买到（在当时，都是凭票供应的）。

“置办这些家具，主要是为了儿媳妇，人家是北京人，家庭条件也好，生活比较讲究，咱花点钱，不算啥”，大娘笑着说。

是啊，宽敞的院子，明亮的房子，进门时，我看见院里院外，空地上都种着蔬菜。每天大米白面吃着，比城里强多了。如果放在今天，那可是求之不得的田园生活。

看天色已晚，我们告别了大娘一家人，踏着夜色，唱着歌，不一会儿，就回到了农场。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后，回想着老大娘和她的儿子、媳妇，我的心里还是思绪万千。这就是时代的缩影，一个时代的一粒沙啊。

第二件事，则是1974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我们宁夏军区高司令员的经历。记得那是10月的一天，完成秋收任务后，我们部队农场忽然接到通知，说军区高司令员，要来看望大家。得知消息后，我们农场全体干部、战士，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开始整理内务，打扫卫生。

当时，农场连队和场部都积极地行动了起来，战士们一扫平时“水人、泥人”（养鱼、种地）的形象，纷纷洗干净了脸，换上了干净的军装。场部领导（邹政委和吴场长），也仔细检查了我们营房各个角落的卫生。

大概上午九点左右，一辆黑色轿车，开到了我们场部大院。我们邹政委、吴场长等领导，纷纷列队向下车的高司令员敬礼。高司令员回礼后，就让我们邹政委坐进了黑色轿车，转身又冲着列队欢迎的场部机关全体官兵，和正在大院南边修理机械的战士们挥手示意（农场其他领导，则是坐进我们场部那辆吉普车，跟着高司令员一起到连队看望战士们去了）。

我们目送着首长的车离开，真是激动不已。而这时，连队也已经列队，做好了迎接首长的准备。当这些平时“种地务农”的战士们，听到高司令员亲切的问候时，都激动不已。高司令员说，“同志们好”，战士们则齐声回答，“首长好”，高司令员又说，“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则是高声大喊道，“为人民服务” 。那声音，真是响遍、传遍农场田地的每一个角落。而说实在话，这样的场面，是当时十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真是非常震撼，非常难忘。

高司令员个子中等，身材匀称，身穿一身军装，笔直挺拔地站在那里，显得很有朝气。同时，高司令员说话平和，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而高司令员的到来，对我们这些农场战士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强烈的鼓舞（当时有一部分战士，因为来到了部队农场，在家时种地，当兵来到部队还要种地，情绪比较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