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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秦国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先后四次见秦孝公：

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谈“帝道”的方法，把秦孝公差点听睡着了。

第二次，谈“王道”，秦孝公还是心不在焉。

第三次，谈“霸道”，把秦孝公听精神了。

回来后，商鞅说，我知道该和国君说什么了。于是第四次见秦孝公，谈了“强国之术”，这一趟聊下来，秦孝公是铁了心要用商鞅了。

但是商鞅感叹：“我劝国君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国君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时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默默无闻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才对他说强国之术，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商、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这一段，又是一个只需要关心象征意义不必较真的情节。

关键问题在于所谓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到底是什么？

很多词的含义，古今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比如说“帝”，现在受西方影响，我们把国内文化多元，有多个民族，对外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热衷武力征服的幅员辽阔的大国，称为帝国。所以给人“帝国”很强悍的印象，说到秦汉隋唐，喜欢说秦汉帝国，隋唐帝国，给人感觉比较文弱的宋朝，宋帝国的说法就比较少用。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传统文献中，帝国这个词很少见，而且含义很温柔。

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说“帝道”，其实也就是上古的帝的治国之道。帝的代表有黄帝，黄帝之道，也就是无为而治。杰出的帝，还有尧和舜，也就是要实行禅让制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是商鞅和秦孝公谈的帝道，是这套内容把秦孝公听睡着了，然后对景监发火：你给我推荐了什么人，这种人有什么用呢？

商鞅第二次见秦孝公说的是“王道”，也就是夏商周三代开国的王实行的政策。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四个人，称“三王”。

王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亲亲尊尊，也就是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内嵌运转，外面用礼乐教化包装的那套制度。

商鞅第三次见秦孝公说的“霸道”，也就是春秋霸主所采用的政策，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左传》的内容，霸道是一个超级大国，凌驾在其它诸侯国之上，也就是所谓霸主，但霸主是有道德底线的，要兴灭国继绝世维护国际和平打击区域强权，禁止同盟国家的国君宠爱小老婆……诸如此类。注意，商鞅是四见秦孝公，讲霸道让秦孝公有了兴趣，但还没有被彻底打动。只是通过谈霸道，商鞅知道秦孝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于是商鞅第四次见秦孝公，这次才是最关键的，说得秦孝公不知不觉往商鞅跟前凑。这次说的不是“霸道”，而是“强国之术”。

强国之术就是让自己国家更强大，但不用再尽霸主对同盟国的责任，把自己越变越强，是唯一的目的。

从道德角度看，强国之术是层次最低的，但是秦孝公就爱听这个。

司马迁作为一个汉朝人，一个生活在儒家已经取得胜利的时代的人，写这一段在表达什么？

第一，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道德视角下的历史退化论。帝道是黄帝尧舜，最古老；王道近一点，夏商周三代；霸道是近代史，春秋时代推崇的；强国之术是当下的选择。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观念，越接近现在，道德越差。

第二，站在黄老道家和儒家立场上，这也是一种胜利宣言。他们和法家辩论，最吃亏的地方，就是被法家嘲笑不切实际，你们调子唱得高，可是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法家理论见效快了去了。

而这个故事讲的道理是，法家见效快，可是保质期也短啊，秦朝两代就完了，怎么和商朝、周朝几百年的历史比？把这个结论塞进商鞅嘴巴里，让这个法家实践大师自己感慨，秦国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而秦孝公就是一个品位低下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儒生体会到胜利的快感的吗？

实际上，让一个坏人，自己预言自己的悲惨结局，是《史记》非常常用的手法。著名的法家人物李斯，也是在自己享尽荣华富贵的时候感叹，过头了，我的结局恐怕要不好。汉代的阴谋大师陈平，也曾预言，我阴谋用多了，伤了阴德，子孙后代，只怕要糟，后来果然就糟了。

把《史记》通读一遍，就会发现很多桥段是反复出现的。

当然，还是有不少读者和进行再创作的作者，要把这段内容当真，于是就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路径。

一种是鄙视商鞅的，你看商鞅这人，毫无底线毫无原则，没有明确的主张，国君爱听什么，他就讲什么，就是一个投机者。司马迁本人就是鄙视商鞅的，所以他在《商君列传》最后议论说，商鞅谈高端的帝王术，是他学到过一些这方面知识，但不是本心（“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刚巧秦孝公喜欢低级的，所以，他们君臣才是真投缘。

一种是赞美商鞅的，商鞅太有原则太有主张了，他有宏伟的政治蓝图，可是他怎么确定秦孝公才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政治蓝图的人呢？所以，商鞅四见秦孝公，你以为是秦孝公在面试商鞅，其实是商鞅在面试秦孝公，商鞅需要确定，秦孝公是不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法家理想的人。

两种解释，作为文艺性的二次创作都是可以站住的，但文艺作品就当文艺作品看待，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