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赋税外，还有禁榷(专卖权)、土贡以及名目繁多的杂项收入，在这些收入中，赋税自不必说，禁榷在明清以前的历朝收入中亦居比较突出的地位。例如唐代大历年间仅食盐一项即达600万缗，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宋代绍兴末年，盐、茶榷货为2400万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9%，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榷货更高达3690多万贡，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6.5%。

西欧中世纪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中世纪盛期，除了英国以外，各国均不存在国家赋税，英国的赋税“丹麦金”或者“卡路卡奇”的数额也非常低，往往不及封建收入的1/10，基本可以忽略，算是贯彻了“国王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的原则。与赋税相比，封建收入项目多，数量大。包括王室领地上的任意税、国王领地经济收入、盾牌钱、司法收入、协助金、王室特别收入等，英国在1129至1130年度的财政收入为26000镑，其中仅2500镑来自国税丹麦金，其余皆是封建性收入，1225年仅王领任意税收入就高达57838磅1先令6便士。法国王室财政收入的记录材料显示，王室收入同样主要依赖领地和封建性收入，如1202-03年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行政官和大法官支付的来自王室领地、森林猎场以及各种封建特权如司法权、市场权的收入和教会的捐赠等，这笔收入在偿付某些地方性费用后，余计约60000利弗尔;另一部分来自非贵族和封臣的军事代役金，以及城镇和教堂的献纳、捐赠、犹太税等，约计63000利弗尔。

中国政府实施国家赋税和禁榷的先决条件是专制政体的强大，以及基于这一强大而对自然资源实施国有。但这两点西方政府皆不具备，国王只是封建主中的一员，远谈不上是国家的主人，不可能在全国建立税收体系；由于王权相对软弱，国王对自然资源例如矿产所享有的权力在12世纪以前根本无人承认，难以形成中国式的禁榷制度，而只是国王对于某些物品享有一定程度的处分权，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处分权表现为先买权。十二三世纪，各国国王开始宣称对矿产资源的处分权。神圣罗马皇帝肺特烈·巴巴罗萨曾把这种权力看作皇帝总领主权的象征，企图确立帝国独占特许权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不仅事实上没有得到承认，而且很快随着1356年《黄金诏书》的颁布而烟悄云散。英国王权虽相对较强，而且事实上掌握了某些锡矿的处分权，但他们处分全部矿脉的企图却失败了。法国的情况远不及德英，直至15世纪，法国国王才开始从封建主手中夺取这种处分权。

即使以强大的英国而言，国王的处分权也主要体现在国王的领地上，国王可以将某处矿藏的开采权授予某人，由此获得一笔收入或获得一种对矿产品的优先购买权。这种优先购买一般是在低千市场价的条件下进行的，国王买得这种产品，除部分留作己用外.其他则以市场价出卖，从中获得一个差价。显然这种处分权不同于中国的禁榷，即国家实施有关物品的全面垄断;国王仅仅能在局部地区优先购买，不可能全面禁止民间买卖。

14世纪以后，中世纪国家获得了大发展:政府机构增加、官员人数增多、国务活动频繁，与此同时，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内战不断爆发，这一切都需要政府迅速增加收人以应付日益浩繁的支出。但是，封建收入用以维持王室生活虽绰绰有余，要用于战争，特别是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战争则远远不足，议会制度的不断健全，不仅使封建收入不能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增加，反面日益缩减。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源，或变革旧的财政制度。由此，以特权收入为主体的政府财政转变为以协议收入为主。这就是与军事革命（）相伴而生的财政革命。

14世纪上半叶，英国国王领地收入之外的封建收入逐渐减少，1322、1332年盾牌钱与任意税先后废止。与此同时，一些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征收的国税项目，如城乡动产税、关税、人头税、等级人头税、教区税、等级所得税、户税等相继兴起，这样便引起了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在这些新的项目中，征收经常且数额较大的项目是关税和动产税。人头税、财产所得税数额虽也很大，但征收次数很少。在爱德华三世即位至玫瑰战争爆发的100余年里，关税收入大体波动在3、4万镑之间，关税收入已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

此时英国政府财政收入可粗分为4部分:①王室领地收入为主体的封建收入，约为2、3万镑;②以关税为主体的商税;③以1/10和1/15税为主体的动产税;④人头税、教区税、户税、财产所得税等的综合，这4部分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封建收入，其余皆是国家赋税。爱德华一世在位35年，共征直接税、间接税100余万镑，其中动产税50万镑、教区税20万镑、关税约30余万镑，而封建收入年达1900镑，35年收入约计65万镑，二者的比例约为2:l。爱德华一世在位间，正是财政革命的过渡时期，所以二者悬殊不大。爱德华三世即位之后，情况已大不相同。1374至75年度，财政署总收入11.2万镑，其中2.2万镑来自封建税收入，8.2万镑来自直接税和间接税，二者的比例接近4:1。

法国政府财政收入主要包括3部分:①王室领地收入为主体的封建收入;②构成全部财政收入支柱的商品税、户税和盐税;③关税、僧侣什一税以及一些新税项的综合。其中第二、第三部分是国家赋税。与封建收入相比，国税居于压倒优势，因为即使不论第三部分，仅商税、户税（炉灶税）、盐税已经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基础。同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在英国财政史上的地位相似，腓力四世统治时期也是法国政府财政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这种转变指腓力四世创设了构成未来政府财政支柱的户税、盐税和商品出售税，并确立了国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1295年腓力四世所征补助金为35到36万利弗尔，1304年增达70万利弗尔。考虑到1292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仅为58.9万利弗尔，可知封建收入占比已经越来越小。二者之间的比例已经相当悬殊了。腓力四世之后，国家税收收入发展十分迅速，至1460年年，其征收量已逾超封建税33倍，而在路易十一去世之时，达到45倍，在众多项目中，户税征收额尤为突出。查理七世末年，其年征量达120万利弗尔，占国王岁入的2/3;路易十一时代，更高达460万利弗尔，占全部岁人的85%。

但是在中世纪西欧，不同于中国的强政府天经地义的赋税模式，国家赋税也只是一种协议收入，必须通过协商才能获得。按封建原则，国王的一切花费均出自他的封建收入，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战争爆发时，这些收入又不够用，只有设法求助国民在封建收入之外获得补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王和他的代理人必须向征税对象说明征税理由，在取得对方理解的基础上方可商议征收数量、时间等事宜。“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将义务强加于人”，因此便形成了西方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协商制。英国动产税、人头税、关税、所得税、教区所得税、教区税以及都铎时代的补助金的征收无一不是通过协商形成制度，且在再次征收时还要进行具体讨论。在法国，早在盐税、户税征收之前，也已形成了以地区为基础，由僧侣、贵族，城市市民组成的会议，有关赋税问题包括可否征收、征收数量、征收方式等均由会议作出决定。1302年之后，这些间题又转归三级会议处理。只是到了15世纪后期，国王才逐渐摆脱了议会的控制，协商收入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强权收入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