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陈赓部正伏敌，敌骑兵却突然在侧后出现。陈不安的连打两个电话给徐向前，希望撤退，徐却不准，还要陈封锁消息。 1938年3月，山西日军突然集结，向着黄河各个渡口进犯。在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大大小小的车队，正日夜运送着物资和伤兵。 刘伯承和徐向前很快就看出了日军的意图，日军这是在为其进攻陕西做准备。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两人商量，要在适当的地点，对日军的运输队进行一次大伏击，挫其锐气。 正当全师上下为了伏击日军而做准备的时候，刘伯承却接到要去八路军总部开会的命令，走前，刘伯承把伏击的事宜交给了徐向前。 很快，徐向前就从侦察连调挑了几人出来，并把侦察连连长叫出来耳语一番，不一会，徐向前的指挥所就坐住了几个农民、教书先生、小贩模样打扮的人，徐向前上下打量，满意的笑了。 接着，徐向前又指着黎城到涉县一带的地图说：“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在现在派你们出去，侦察一定要细，尽可能的收集这一带的日军的兵力部署和运输情况。”这些侦察员大多是老红军，有多是连排干部，搞侦察自然是老手。 果然，两天之后，侦察组就给徐向前送来了附图的侦察报告。日军自从在两个星期前在神头岭被陈赓部伏击之后，就一直惊魂未定，因此运输过程中，戒备也比较森严。 从黎城到涉县之间，日军还增设了一个东阳关据点，驻兵150人，涉县的守军也增加到了400多人，黎城则有千余人。公路上昼夜有日军的巡逻车来回巡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盲目射击，为公路上的车队助威。 在这一带，侦察组发现了响堂铺的地形对伏击最有利。响堂铺附近的公路是沿河而建，南坡坡度较小，路北下坡就到河床了。可以在路北设伏，此处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敌人发觉后，只要依坡而守，就能让其退无可退。 更加重要的是，响堂铺是东阳关河涉县两个敌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伏击部队完全够时间在敌援兵来之前，歼灭日军。 最终，徐向前决定在3月31号在响堂铺伏击，为了避免日军发现，徐向前决定提前带着战斗部队行进。从26号开始，徐向前就带着部队东移，几天来， 春雨绵绵，道路难走，但是战士们知道此去必有任务，所以斗志都很高昂。 30日晚饭后，所有部队都准备好了一天的干粮，准备从三个地点向响堂铺集结。 徐向前在下达行军命令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五点：“31日拂晓才能进入阵地、严密封锁详细，做好隐蔽、防空、伪装、要及时进行良好的观察， 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徒步或电话的形式来确保通讯的畅通、要做好打扫战场收治伤员的准备。” 可以说，周密细致正是徐向前的作战风格。黎明前，伏击部队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了伏击点。其中，769团埋伏在响堂铺以东、771团在正面展开，772团埋伏在拐弯处。陈赓则把旅指挥所放在了771团的后侧，以此来指挥前线部队。 而徐向前的师指挥所则放在了响堂铺路北的山坡上。此时天空已慢慢破晓，设伏地静的出奇。突然，徐向前身旁的电话响了，徐向前一把抓起电话，那边却传来了陈赓急促的报告声：“772团报告，东阳关的200日军忽然出动了，另外，还有一队日军骑兵正向我阵地侧后方运动。” 陈赓作战向来都很老练和灵活。现在面对像今天这么变幻莫测的局势，也有些慌了神。他判断，敌人可能在某一点发现了我军正在设伏，如今正准备从右边侧击我军阵地，进行迂回包抄，断我后路。 所以陈赓建议徐向前是不是把主力撤回来，绕到右边去阻击敌人。徐向前却并不应答，而是让他稳住部队，同时继续观察敌情。 挂了电话后，徐向前开始紧张的思考着，如果敌人真的识破了他们的伏击而将计就计要包抄的话，那确实会像陈赓所说的一样，后果相当危险。 但是目前的情况，还不足以证明部队已经暴露，如果此时盲目撤出，此时已经天亮了，势必会闹出一些动静，到时候不仅仅会失去设伏的先机，还可能会引起公路各据点日军的注意。 正在徐向前思考的时候，陈赓又打来了电话，陈赓还是建议撤退。同时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调到了路北，以防不测。 指挥所里面大家都默不作声，静静的看着徐向前，等着他做决定。徐向前判断，要是真的打草惊蛇，那敌人也不会派出这么点人来包抄。于是他给陈赓下令：“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变，部队不要动，情况不要下传。” 接着徐向前叫来了两名得力的侦察参谋，要他们亲自去东阳关和阵地右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漫长的等待后，两个参谋在八点钟回来了，原来是虚惊一场，右侧的所有骑兵，不过是老乡赶得几头毛驴，东阳关方向此时也没了动静，敌人是正常调动。 徐向前松了一口气，不由自主的笑了，他马上抓起电话，把这个消息说了下去。半个小时后，日军的两个汽车中队出现在了公路上。180多辆汽车，摆出了足足两公里的长蛇阵。 9点左右，日军已经全部进了伏击圈，徐向前一声令下，车队头尾的部队率先开火，接着战士们猛虎下山般对日军车队进行分割包围。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