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上饶，一男子与KTV醉酒女服务员开房后，因女服务员坚持要报警，男子给KTV经理转账10万元，让经理帮忙说服女服务员私了此事。可女服务员还是报了警。并在报警后收了7万元。男子被判刑3年后，委托律师并以不当得利为由，将经理、女子男朋友等3人告上法庭，要求3人共同返还10万元。

（文中皆是化名）

何某，一位在当地经营着两家颇有名气饭店的老板。那天晚上，何某和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应酬，推杯换盏间，酒过三巡。饭局结束后，意犹未尽的何某带着几分醉意，决定前往KTV继续狂欢。

在KTV里，何某点名要求一位名叫蒋某的女服务员作陪。蒋某作为KTV的员工，不得不应承这份工作。在酒桌游戏中，蒋某接连失利，被迫灌下大量酒精。很快，蒋某就醉得不省人事，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

然而就在这时，何某见蒋某已经醉倒，竟萌生了不轨之心。他将意识模糊的蒋某带到了附近的一家酒店，并在蒋某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与其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清晨，当蒋某从宿醉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酒店房间，而何某就在身边。回想起昨晚模糊的记忆，蒋某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性侵害，立即表示要报警。何某见状慌了神，试图用5000元私了此事。

而蒋某并未接受这笔钱，坚持要追究法律责任。眼看事态即将失控，何某迅速联系了KTV的经理沈某，希望能够借助沈某的关系平息此事。

何某向沈某承诺，愿意支付10万元作为对蒋某的补偿，但前提是绝对不能报警。沈某权衡利弊后，接受了何某的提议，并很快收到了10万元的转账。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何某预想的方向发展。沈某收到钱后，并没有如实告知蒋某全部情况。他私下里将这笔钱进行了分配：3万元转给了蒋某的男朋友许某，2万元给了蒋某的主管陈某。

许某是一名销售人员，长期拿不到提成，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陈某则以公司经营为由，劝说蒋某不要报警，希望能够拿钱私了此事。

而当蒋某得知只有2万元的补偿时，她认为这个数额远远不够，于是仍然选择了报警。警方介入调查后，蒋某才最终收到了沈某转来的7万元的补偿金。尽管如此，蒋某还是选择了谅解何某的行为。

然而，法律的天平并不会因为受害人的谅解而倾斜。经过司法程序，何某最终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这个结果对何某来说，他不仅失去了自由，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声誉的崩塌。

但是，在服刑期间，何某开始思考这笔10万元转账的去向。他认为自己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支付的这笔钱，而且最终还是被判刑，因此这笔钱应该要回来。于是，何某委托律师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沈某、许某和陈某，要求他们共同返还这10万元。

在法庭上，三位被告各自进行了辩护。沈某和陈某声称自己并未从中获利，只是作为中间人传递了信息和款项。许某则辩称，3万元是他完成委托事项的劳务费，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况。

经过审理，一审法院驳回了何某的全部诉求。法院认为，何某支付这笔钱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蒋某报警，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虽然最终未能达到目的，但这并不影响交易的性质。此外，沈某、许某和陈某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付出了劳务，因此不构成不当得利。

何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然而，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再次强调，何某支付这笔钱的行为本质上是为了掩盖犯罪，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便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也不能要求返还。

此外，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虽然可能对量刑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能决定案件的走向。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调解个人纠纷。

这个案件也凸显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虽然何某试图用金钱解决问题的行为在道德上值得谴责，但法律并不会仅仅因为道德因素就支持其返还诉求。法律更多地关注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而非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