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

1946年7月11日深夜，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突遭暗杀。

四天后的7月15日，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同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发表演讲。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话音未落，就在当天下午，闻一多竟也遇刺身亡。时人记录闻一多先生的那次演讲文稿，即为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7月17日，蒋介石正在庐山游山消暑，观景散心。他惬意的心情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短短五天，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身亡。

这一天，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了“李闻血案”，他这样写道：

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平时日记中每事仅记寥寥数语的蒋介石，这次花费了150多字的笔墨记述昆明之事。日记中，蒋的第一反应是担心事件被共产党利用，此外便是对“最可耻”的民盟成员避去美国领事馆的谩骂。对于惨遭意外的李公朴、闻一多二人，蒋介石笔下未见丝毫同情，反而将他们称为“党酋”。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当时的主席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张澜。李公朴和闻一多，其实都不算是民盟“党酋”，只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

仅仅五日之内，李公朴、闻一多这两位民盟中央执委，接连惨死于同城，这消息让人们震惊，愤怒的抗议一时席卷而起。

李公朴之死的确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暗杀。或许是行凶者尚有顾忌，行刺时间是夜里十点多，地点也选了一条少有行人的偏僻小巷，加上暗杀使用的手枪紧贴在李公朴后腰，仅有“甚小之爆炸声”，连同行的张曼筠也是在李公朴倒地后才发现的。

与暗杀李公朴不同，闻一多可以说是牺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明杀”。他遇刺的地方，距离设在翠湖负有全省治安之责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仅200米左右，周边不远还有两个派出所。刺杀时枪声很大，连隔着几条街的云南大学也听到了。当时正在云南大学的费孝通曾回忆说，他就是听到枪声方“冲出办公室到校长家中暂避”。更为夸张的是，行凶者似乎有恃无恐，多人围击，撤退时连弹壳也没有捡回。

从现场留下的弹壳可以判断出，行凶者用的是20响连发的小型驳壳枪，这种枪当时是很先进的，在云南只配备给了警备总司令部。显而易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难逃干系。    

奉命去昆明查案的唐纵，对能查出什么结果心里没底，他倒是先和毛人凤等军统头子商量出了一个“结果”。

据参与讨论的沈醉回忆，这个“结果”是“要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他们准备带两个人到昆明，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沈醉还没把两个“凶手”找齐，就接到毛人凤通知：别找了，军统云南站已经有了线索。

也许是为了洗清自身的嫌疑，军统以极高的效率查清了李、闻血案的来龙去脉。暗杀李、闻的凶手，全部是当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一清二楚。主谋就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

李、闻血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主谋、凶手都已明确其人，但如何处置善后，还是让蒋介石大费周章。

霍揆彰一直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嫡系，且不说蒋介石能否舍得“大义灭亲”，单就霍揆彰的身份来说，若是公开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一个蒋介石的门生亲信主使了李、闻血案，舆论影响极为恶劣，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恐怕很难把自己择干净。

8月15日，闻一多被刺一案在昆明举行公审。说是公审，但审判时却只有27人观审，除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民盟派来调查案件的梁漱溟和周新民以及指定的中央社两名记者外，现场几乎清一色都是各级政府官员，就连多次申请旁听的《大公报》记者也被拒之门外。

8月25日，第二次公审举行，判决结果毫无意外：凶犯汤时亮、李文山处死刑，杨立德与本案无关交保开释，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革职看管。

第二天，那两名站出来“做烈士”的凶手汤时亮、李文山果真被处死了。曾经查阅过解放后被捕特务审讯记录的云南省公安厅喻芳对闻黎明说，顾祝同本来是想找两名死囚犯来替代汤、李受刑，将二人替换出去的，但报告给蒋介石后，蒋认为不要再出枝节，这才枪毙了两个真特务。这两个被假戏真做的凶手，直到临死前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只是出面应付公审，并不会真正送命。#涨姿势##历史上的浪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