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在漫长的书法艺术道路上，汲取了众多书家的精华。柳公权学习汉末书法家钟繇的书法，主要体现在他书写的《金刚经》中。 此外，他师法“二王”，得其神韵而超脱于形似之外。从柳公权的楷书中可以看到形与神的融合，他领悟到枯淡的用笔之法。 实际上，从柳公权的一些字体中，可以看到其作品不仅具有王羲之书法的韵味，在字形和结构上也颇似王羲之书法的面目。 柳公权的书法深受颜真卿之影响，获益良多。在初唐崇尚王羲之，学习和模仿王氏书法的风潮之下，颜真卿凭借端庄有力、雄浑开放的风格，打破了魏晋以来“书贵瘦硬”的审美观念和书法格局。 苏轼曾赞誉：“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这其中的“新意”，是指颜真卿的书法摒弃了清瘦秀美的风气，以宏大庄严的正大气象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艺潮流。 柳公权，这位晚唐时期的杰出书法家，不仅继承了颜真卿刚健激昂、端庄朴厚、气势磅礴的正大气象，而且在此基础上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柳公权的书学思想深邃，他提出“心正则笔正”，这一理念不仅是对书法学习和创作的审美要求，更是对书法家品行和道德修养的至高标准。 柳公权书体较王羲之、颜真卿的结字形态更加瘦长，在其《神策军碑》《玄秘塔碑》中已灿然大成。在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潮中，“柳骨”一改中唐的肥腴之风，其笔锋劲健、深邃有力。 运笔爽利且快捷，以方正为主，又辅以圆润。“柳骨”巧妙运用蹲锋与铺毫，塑造出瘦硬劲挺的线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当时，柳书被视为珍贵的墨宝，若能求得柳书，那是极为荣耀的事情。《新唐书·柳公权传》记载：“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 “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可见，柳公权的书法不仅在华夏四海之内享有盛誉，而且远播海外。 狭义的章法，仅指正文的谋篇布局；广义的章法则涵盖正文、款识和印章。在评价一件书法作品时，首要的便是观察其章法。章法精妙的作品，能让人心生愉悦。 而章法欠佳的作品，即便单个字再美，也无法激发人们的欣赏之情。据说，晚清书法家何绍基的家乡湖南道县有一位姓廖的书家，在当地享有盛名。 有人曾问何绍基这位廖某的书法如何，他笑着回答：“廖某只有写一个字时才显得好看。” 由此可见，这位书法家只懂得结体，却忽视了章法的重要性。因此，在创作书法作品时，不仅要关注点画，更要重视整体的章法安排。 一件成功的楷书作品，其特点是点画精致、结体多变。柳公权的书法作品注重局部细节，通过精心处理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呼应关系，实现了整体的和谐美感。 这种美感，既体现在每一个字的精雕细琢上，也展现在整体布局的协调统一之中。 章法，作为书法创作技巧中的关键要素，与运笔的节奏变化及结体的完美程度息息相关。在柳公权的书法作品中，这种关联性尤为突出。 柳公权的书法作品中，其章法的和谐之美主要体现在字形的宽窄与大小错落有致、笔法的韵律多变之上。在他的精心构思与巧妙安排下，各种书法元素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统一，给人以美的享受。 此帖章法布局精妙，字与字之间变幻莫测，和谐统一。细观“唐故”二字，动态之美尽现，右上之势给人以灵动之感。 再观“録”字与“内”字，大小对比鲜明，点线、轻重变化使整体错落有致，美感十足。“録”字右部，顾盼生姿，顺承自然，使整个章法布局更加和谐完美。 清代儒士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提到，创作书法作品，贵在气息贯通。每一个字上下要有承接，左右要有呼应，形成一个整体，才是尽善尽美。 即使是一个字、几行字、甚至几十行字，也要保持精神的团结，不使其散逸。这里强调的是单字内的气息贯通与全篇气息的连贯。 在书法作品中，每一个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柳体楷书的连贯气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线条的贯通。这里所提及的“线”，并非行书中的牵丝引带，而是中轴线。 每一行都存在一条无形的中轴线，而每一个字也有其无形的中心线。当每个字的中心线与这一行的中轴线相吻合时，气息便得以流畅贯通；反之，则难以实现贯通。其次是气势的连接。 具体而言，上一个字的末笔回锋收笔，其气势隐向于下；下一个字的首笔逆锋起笔，其气势暗接于上。通过上下笔势的相互呼应，使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形成遥相呼应的关系。 这种呼应关系依赖于行笔走向、体势俯仰、笔意流通以及行间虚实等因素，进而形成书法作品中全篇气息的连贯之美。这就是柳体章法的精髓。 在书法章法的布局中，当行距宽时，字距需紧凑，确保整体章法和谐统一；而行距狭窄之处，字距则应适度放宽，避免产生拥挤感。这是书法章法的基本规则。 此外，还有一句精妙之语：“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体现了章法的特殊规律。东晋“书圣”王羲之曾言：“实处就法，虚处藏神。” 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书法艺术中虚与实相生的微妙，尤其突出了虚处在章法布局中不可或缺之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