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40年代，左右中国政局的有三支力量。分别是李自成农民军、明朝、山海关外的满清。这三支力量当中，腐朽的明王朝已不堪一击。所以争夺天下的主要是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清势力。 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新顺政权，新政权建立后，李自成决计进取北京，推翻明朝。 他采纳了从事顾君恩的建议，制订了先取关中作基地，然后经山西攻取北京的战略计划。实际上，这个建议根本没有意识到陕西经济凋敝的社会现实。 它之所以得到采纳，纯粹是因为它迎合了大顺军从将帅到士卒都普遍存在的人心思归的情绪 (因为大部分是陕西人) ，在李自成的首肯下，百万大军悉数西去，从而步步丧失了战争主动权。 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而言，统一天下的最主要强劲对手应该是满清而不是明朝。推翻明朝统治相对来说容易得多，但要有效地抗御满清侵扰却是任重道远。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大顺军应毫不犹豫地直取北京，以充裕的时间经营中原，而绝不能贻误战机。很可惜的是李自成自始至终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相比之下，清朝却一直注视着大顺军的动向，则不能不说是其高明之处。 早在崇德七年 十月皇太极派阿巴泰进扰明朝时就交待说:“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 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 顺治元年 (1644) 四月四日，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尚不知李自成已攻占北京，却很敏睿地感到“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 “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因此建议摄政王多尔衮相应地调整战略策略，从而使得战争的主动态势逐渐地倾向于清朝一边。 尽早攻占北京是大顺政权的当务之急。因为攻占北京的政治意义非常之大。它表明明朝已经灭亡，社稷易主，残存的明朝官吏将士在失去崇祯这块招牌后都必须立即选择后路。 如吴三桂等军阀集团在没有清军南下、毫无其它指望的情况下势必死心塌地地倾向大顺一边。这样，李自成天时、地利、人和尽握手中，集全国之力经营中原，巩固南方，然后举起抗清大旗，则天下形势未可知也。 事实上，当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迹象洞若观火的时候，社会各阶层无不欢欣雀跃，闻风顺服。可以想见，如果李自成及早确立了经略北京的战略，那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的局面必然提前到来。 总之，1643年时李自成由于忽略了直攻北京的政治意义，在狭隘、保守的乡土观念指使下，草率地采纳了“关中――北京”方略，犯下了重大的战略失误。 当清朝内部争夺皇位激斗犹酣时，李自成正与孙传庭对峙于郏县，至九月中旬发起总攻，给陕军以毁灭性打击，最后奠定了推翻明朝统治的基础。 如果此时李自成由河南乘胜北上，直抵京畿，仍不失为千载良机，但他却按照既定的错误决策，率军由洛阳西叩潼关，进逼西安，从而步步丧失了历史为他造就的良机。 崇祯十七年 (1644年)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由于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决计在他的“桑梓之邦”关中“建立基业”。 所以攻下北京后并没有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采取措施以巩固胜利，特别是对驻守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没有采取统战政策。 甚至还根本没有意识到清朝会趁火打劫，大队人马仍留驻京城，“耽乐不已，殊无斗志”。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在山海关受到吴三桂和清朝优势兵力的攻击，惨遭失败;二十六日退回北京，仓猝即皇帝;三十日撤出北京，从胜利的顶峰突然跌到失败的深渊，从此一蹶不振，直至败亡。 大顺政权暴兴暴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李自成无意于北京。李自成乡土观念浓重，这从他采纳顾君恩的建议就可以看清他思想的脉络。 占领西安后，以秦王府为宫殿，建官封爵，开科取士。四月十一日，在吴三桂还未与清军联手，局势仍对大顺有利的情况下。 李自成却莫名其妙地演了一出“重金归陕”的闹剧:“戊辰 (四月十一日) ，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 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车数千两同，装载归陕”出征在即，主帅考虑的不是整军备战。 而是忙于搜括财宝，这充分证明，李自成根本就无意久居北京，他所关心的是怎样把北京的财物运到陕西去，以充实他的西安朝廷。山海关受挫更促使他下定决心急急忙忙撤出了北京。 小农意识和乡土观念由来已久，并非李自成所特有。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西汉建立后，刘邦及其功臣多为山东人，因此刘邦曾打算建都洛阳，经张良等劝谏，才启驾“西都关中”。 明初朱元璋曾想建都于他的故乡-安徽凤阳，但由于大臣的反对，才放弃了在凤阳建都的念头，最后定都于南京。 明朝中叶，正是宦官王振为了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置明大军的安危不顾，严重耽误了时间，最终酿成了土木堡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