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曾先后巡抚山西、河南等地。 关心吏治得失、百姓疾苦，兴利除弊，政绩卓然，有“于青天”“于龙图”之美誉，也留下了诸如“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有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诗。 于谦廉政思想内容丰富，主要涵盖了修身、立节、忠孝、爱民等四个方面：看淡名利得失、善养“浩然清气”的修身思想。 于谦所处的时代，正值明代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国是日非、政治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明英宗宠信太监王振，导致宦官专权、朝纲不振、腐败日趋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官吏要出淤泥而不染、保持清正廉洁本色，实属不易。于谦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对名利看得很淡，向往“得失纷纷随梦蝶，公私扰扰付鸣蛙”和“随分生涯一叶舟，名利不到钓竿头”的恬淡洒脱，向往闲云野鹤、独钓寒江的隐士生活。 经常羡慕“船头有鱼可换酒，莫管兴亡与古今”的逍遥自在生存状态，追求“浩然清气满乾坤，坐觉心胸绝尘俗”的境界。 在物质追求方面，于谦安贫乐道，他对清贫的态度，核心体现在一个“乐”字，在于谦看来，“修短荣枯天赋予，一官随分乐清贫。”这个“乐”清贫，不是一种被迫的状态。 而是一种乐见其成的自觉状态下的“自愿清贫”，具有某种自为的超越性。在于谦看来，只有“无欲之臣”，才“可语王佐”。这里的无欲不是没有任何欲望，而是指没有个人不正当的私欲。 可以说，淡泊名利是于谦鲜明的廉政品质，他曾以“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严格自律，而“两袖清风”也成为清官廉吏的代名词。 “宁正而毙、弗苟而全”的立节思想。于谦自小就以宋代名臣文天祥为榜样，将他视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楷模。 他曾将文天祥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桌旁，并在画像上题写赞辞:“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 宁正而毙，弗苟而全。”这句话的核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对待死亡问题，是堂堂正正地死去，还是苟且地活着？在于谦看来，文天祥的一生，就是“宁正而毙，弗苟而全”的一生。 于谦曾作诗《无题》，表达“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的思想。认为只要是为了道义，就要做到“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 可以说，礼节思想是于谦最为鲜明的特点。于谦的一生气吞寰宇，诚感天地，于谦的死是殉国忘身，舍生取义。 在社稷与君之间，他可以义无反顾地选择以社稷为重。比如在北京保卫战关键时期，他敢于担当，力主立新帝，但在夺门之变、帝位之争面前。 他对自己的被冤枉能泰然处之，乃至“为权奸之所害”后，还能笑谈“此亨等意尔”，不屑为自己辩解一句，坚守了他“宁正而毙，弗苟而全”的铮铮气节。 “忠孝为本、移孝为忠”的忠孝思想。相对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忠孝有不同的属性和内涵。 先秦时期的忠并没有后来那么强烈的“忠君”含义，最初只是强调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到了春秋战国以后，统治者特别强调家国同源同构的一体关系，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所以很多伦理价值观念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和宗族引申出来的。于谦对传统的忠孝思想作了继承和发扬。 他首先是对孝道非常重视，认为“母，坤道也，以养育为德而主乎慈”“人间有至乐，无如奉亲好”。他曾写道：“凡触于目而感于心者，皆吾亲之所存。” 同时将忠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阐述，提出“所重者君亲”的观点，认为“君、亲虽异名，忠、孝无二理。” 在此基础上，于谦进一步思考忠与孝的辩证关系，提出“移孝为忠，乃人臣之当务。”于谦的一生，就是践行“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一生。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为民思想。为民思想、爱民情怀贯穿于谦整个为官生涯。 比如他写诗铭志：“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民安足遂中心愿，年壮何妨到处家”“从教白鬓催衰暮，但愿苍生乐治平”。 从青年的不辞辛苦出山林，到壮年的何妨到处家，再到晚年的从教白鬓催衰暮，一直在为天下百姓奔波劳苦。于谦重视民生，重视百姓吃饭问题，提出“食固王政之所先”；爱惜民力，强调“镫烛民膏脂，燃之非我欲”。 为了百姓平安幸福，他希望“有司牧民当体此，爱养苍生如赤子”，认为“四方太守皆如子，海宇何忧不治平”！ 对于贪官污吏，于谦深恶痛绝，强调“豺狼当道须锄殄，饿殍盈岐在抚巡”，如果“徇曲法以伸恩”，必然会“长奸而纵恶”。 因此，于谦坚决反对“猫鼠同眠，同恶相济”的行为，认为如果这样的话，结果必然会“玷名节”“乖事体”“负国恩”。 于谦在修身、忠孝、为民、清廉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清正廉洁的思想，值得继承和发扬，他的名句至今警示后人要为政以德、为政以廉、为政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