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傲与烈

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来最后的风声鹤唳。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19点多离开。23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上音钢琴系教师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傅家的座上宾。他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续四天三夜。9月3日早8点半，保姆周菊娣一直没有等到傅雷夫妇的卧室门开。一直到9点半，她在敲门无人应后紧张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惨状轰然撞碎入傅家11年来的斯文印象…

傅雷虽然因译著丰硕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翻译大家，但他却从未有过显赫的职业身份。数个任职，都潦草短暂，归根结底跟不事权贵的性格有关。他曾在1937年写给史学家罗香林的一封信上有过自省：“实缘弟秉性憨直，不惯作吏。”

1957年春，傅雷经历了一次如沐春风般的鸣放。3月4日，他在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亲见毛泽东。“此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他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去了长信传达精神。

那年夏天，鸣放的热度急锋一转，形势进入整肃。12月，妻子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上写道：“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做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

1957年，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想保他过关，暗示他把“检讨”的调子定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就算在思想上不反党，但是“在实质上反党反社会”“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但傅雷冷冷回绝：“没有廉价的检讨。”1958年，他被正式补划为“右派”。

1961年，傅雷摘帽，施蛰存折过街角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黄宾虹许多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在施蛰存幽默的笔调中，并不隐晦于他干柴烈火般的脾气。“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夫妇已撒手西归。”

傅雷的“怒”是一以贯之的，对外对内都显示着一种绝对而鲜明的性格特征，孔子说“吾未见刚者”，施蛰存嗅到他身上的一种主调“刚劲”。朱梅馥用“乖戾”形容他，不是没有道理，他曾一度与刘海粟决裂，理由是为画家老朋友张弦打抱不平，那时刘海粟对张弦在创作报酬上做扣压，后者染病死后刘海粟都不愿为其卖画筹款，傅雷悲愤之下把刘海粟骂个半死，公开交恶。

傅雷喜欢安静，却不时在书房里竖着耳朵听傅聪的琴声。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朱梅馥娘家人去看望朱梅馥，总在客厅里絮叨家常，这时，坐在门口廊道边琴房里的傅聪开始淘气乱弹。不料傅雷从三楼书房冲下来，就是一顿打手心。杨绛在《忆傅雷》中也写过类似的场面，两个小孩鬼头鬼脑地偷听大人在客厅谈话，“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傅雷在家中一上火气，有什么扔什么，花瓶、蚊香盘、鞋子，在知识分子的斯文外壳下，其实这就是个典型的望子成龙的父亲、为自己树立权威的家长，虽然也喝过洋墨水，但身上有根深蒂固的江南乡绅望族的儒家文化传统，指引其不自觉地缔造一种严正威仪的家风。

他自己就是棍棒之下出来的，所以在那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他相信棍棒之下能出孝子。

傅雷的童年是“清教徒般的生活”，他1908年生于南汇县渔潭乡傅家宅，傅家是当地的望族，曾持田产千亩，后渐家道中落，至他父亲傅鹏飞不图守业济家，飘然在外，被恶人陷害狱中。傅雷的母亲学孟母三迁，为培养孤子将他带到周浦镇上入读小学，傅雷在自述里写其母，“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16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教条式的童年埋下其后世悲观性格的阴郁之种。“我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在内。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

2013年，傅雷骨灰正式入葬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墓志铭上刻的是他在家书中的原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涨姿势##历史上的浪花##热门话题创作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