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杜月笙前往上海，认为当不了市长至少也是副市长。火车快到上海时，蒋介石委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漫长抗日岁月里，杜月笙摆脱了汉奸的污名，将自己的能量投入到了救国的伟大事业中，他与浦东老乡、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等人密切合作，共同策划和推动了一系列救国行动。 他们组成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这不仅是一个筹资平台，更成为了民间抵抗的一个重要据点。 他与手下们一起研究地图，计划着如何调动资源，以支持前线，在他的组织下，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被秘密转移到需要它们的地方。 此外，他还不惜个人安危，多次与敌占区内的抗日力量建立联系，组织了若干次针对日军及其汉奸政权的暗杀和破坏活动。 1945年夏天，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连续胜利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杜月笙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他曾经为了民族的存亡，将自己的黑帮帝国化为抗日的利刃，这一刻，他感到所有的牺牲和努力终于迎来了回报，憧憬着新的生活和更高的荣誉。 1945年8月底，杜月笙踏上了返回上海的列车。 列车穿越了被战火痕迹侵蚀的田野，一路向东，朝着他曾经的王国——上海前行。 杜月笙坐在车厢的软卧中，窗外的风景从战火中的废墟渐渐转变为复苏的活力，这种转变无疑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正当杜月笙沉浸在即将回到权力中心的憧憬中时，火车逐渐接近上海北站。 此时，一位随行的亲信悄悄走到他的身旁，低声传达了一个令人心惊的消息：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已经出现了针对他的反对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打倒杜月笙！”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打破了他的美梦。 杜月笙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他深知，这标语非同小可，背后必有其人。 原来是蒋介石委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 情况的紧急迫使杜月笙不得不改变原计划。 在他的命令下，列车未进北站，而是绕道前往相对僻静的上海南站，列车在南站缓缓停下，杜月笙的心情复杂至极。 他带着几名最亲信的手下匆匆下车，眼前的南站与他记忆中的繁华大相径庭，站台上空无一人，迎接他的只有飘动的冷风和一种说不出的落寞。 他知道，上海已经不是他记忆中那片可以随意驰骋的领域。 此刻的杜月笙，比起当年的锋芒毕露，多了几分世故和谨慎。 他的脚步虽然沉重，但步伐却未曾停歇，因为他清楚，即使是充满敌意的上海，也还有他未完成的事业。 尽管街头巷尾的敌意标语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的身体安全，但心灵的创伤却是刻骨铭心。 尤其是吴绍澍的背叛，让他感到难以置信，吴绍澍曾是他最亲近的门徒之一，现在却成了公开的对手，这种转变让杜月笙深感痛苦。 经过多方打听，杜月笙终于得知吴绍澍即将出席一个政府会议，地点在上海市政府大楼。 杜月笙决定亲自前往，希望能与吴绍澍当面解释，也许还能挽回这段师徒情。 穿过繁忙的市中心，他感受到了这座城市自抗战胜利以来的变化。 在市政府大楼前，杜月笙看到吴绍澍正从一辆政府专车中走下来，周围随从众多，显得权威而高不可攀，杜月笙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当他呼唤吴绍澍的名字时，吴绍澍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混合着惊讶和不悦。 杜月笙试图唤起吴绍澍的师徒情谊，回忆起他们共同经历的风雨岁月。 吴绍澍的回应冷漠且断然，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官僚的距离感，一副上位者的姿态：“杜先生，往事如烟，现在我们都应该朝前看，您也知道，新的政府政策要求我们清除旧有的影响。您最好是低调行事，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杜月笙所有的希望。 话毕，吴绍澍转身离去，留下杜月笙站在市政府大楼的阴影中，面对着来往的人群，心中满是无力和辛酸。 他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在新的政治格局下，他再也找不回过去的辉煌。 杜月笙慢慢地走开，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孤立无援。 在这个新的时代，他不仅失去了一个弟子，更失去了在这座城市中立足的最后支点。 他的门徒谢葆生，一个在杜月笙阵营中位高权重的人物，因曾与日军合作的历史被判处汉奸罪，并最终在一场公开的审判后被枪决。 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在杜月笙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 他曾试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为谢葆生辩护，却发现自己在新政府眼中已无任何分量。 接着，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至，他的总管家万墨林，一直是杜月笙商业操作的核心人物，被控操纵市场和垄断物价。 一场突如其来的夜袭，将万墨林从他位于市中心的豪宅中带走，最终投入冷冰冰的监狱。 杜月笙对此无能为力，他的所有企图都被新上台的政权所阻挠。 万墨林在狱中的日子艰难而凄凉，而杜月笙只能在外面焦急地等待消息，心中的无力感日益加重。 在那一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曾经在上海滩上的权威已荡然无存。 杜月笙的心境逐渐从愤怒转为了无奈和悲哀，他开始接受自己在这个新时代中的边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