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斯大林电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要八路军出兵长城一线，以牵制日本兵力。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分三路大举入侵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苏联陷入了空前的国难之中。德军先后攻克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并长驱直入，兵锋直指莫斯科。 1942年初开始，德军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南部战场。希特勒妄图通过夏季攻势，围攻伏尔加河畔的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切断通往高加索油田的生命线。 一旦德军占领斯大林格勒，苏联的石油供给和军工生产将遭受沉重打击，莫斯科也将面临更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腹背受敌，但仍有传言称日本可能会北上，配合德国对苏联远东地区发起进攻。尽管这些传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无疑加重了苏联的忧虑。如若日军真的对苏联东线发起进攻，势必会分散苏联的兵力，令斯大林在战略决策上左右为难。 就在苏联命悬一线之际，斯大林将求援的目光投向了远在东方的中国。1941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求中共领导层设法破坏华北地区的铁路交通，阻碍日军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集结。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斯大林先后多次来电，再次提出类似的要求。他建议毛泽东派遣八路军的部队，或者至少是一些游击队，到内蒙古和外蒙古边境一带活动。苏联方面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新式武器装备，以增强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 然而，当时的中共和八路军也面临着种种困难，难以完全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在回电中坦陈，如果中共军队大规模集结，很容易成为日军围剿的对象。八路军当时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无法与日军进行大规模会战。至于派遣部队穿越蒙古草原去接受武器，在日军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更是难以实现。游击队分批接受武器的方案同样面临重重阻碍。   尽管如此，斯大林仍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中共支持的努力。1943年初，在德军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第六次来电。这一次，他提出的建议更加务实和灵活。斯大林建议中共考虑将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沿线，不一定要立即投入大规模战斗，但这些部队的存在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日军，增加其在中国战场的后顾之忧。 面对斯大林的一再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尽己所能给予援助。尽管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极其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反共高潮，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但中共领导人仍然设法筹划了一系列行动，意图配合苏联红军的作战。 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多次电令彭德怀、刘少奇等高级将领，要求他们未雨绸缪，准备在日军进攻苏联时发动广泛的游击战。通过不间断地骚扰和袭击日军后方，切断其补给线，可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日军的主力，减轻苏联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共还通过周恩来等领导人，将这一构想传达给时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的崔可夫，请其转告当时的苏联政府。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这一计划并未能在当时完全付诸实施。1943年初，随着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胜利，毛泽东开始着手将八路军的一些部队如罗瑞卿、杨成武等部调往长城沿线，为未来的行动做准备。这些部队所担负的使命，就是随时准备向东北的腹地渗透，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这一部署可谓用心良苦:既可以在日军进攻苏联时发挥游击队的特长，在敌后开展活动，也可以就近依托华北的抗日根据地，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正面对抗。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有着深谋远虑。尽管当时中共所派遣的部队在武器装备和人员数量上都十分有限，无法对日军形成决定性的牵制，但他们的存在却在无形中迫使日本关东军保留了一部分兵力镇守在中国东北。这些本可能被抽调到苏联远东地区的日军，不得不警惕八路军的动向。当部分游击队突破日军封锁，成功在东北腹地开展抗日活动时，更加重了侵华日军的后顾之忧。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角力中，八路军利用自身机动灵活的特点，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在日军的大后方开辟了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他们袭扰日军据点，切断补给线，不仅牵制了东北的伪满洲国军，也间接为苏联远东军的防御做出了贡献。 伴随着1945年＂八一五＂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驻扎在长城沿线的八路军迅速组织攻势，率先杀入东北，澄清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势力。毛泽东曾后来评价道，如果当初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中共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表可能要推迟几年。 尽管当年中共所能向苏联提供的军事支援十分有限，但毛泽东以灵活务实的战略应对，在不完全满足斯大林要求的同时，却也为实现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从斯大林格勒到中国东北，两个相距万里的战场因＂援助＂和＂北上＂而产生了微妙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所说，这是一种＂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是一盘跨越时空的大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