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志愿军战士张文荣被美军俘虏后叛变，接受完改造后，他奉命打入志愿军内部做内奸，结果在他跳伞前，将一颗手雷扔进机舱，然后对机内人员说了句：“Good bye！” 1948年，张文荣偶然间听到军官学校的招生信息，他毅然决定报名参军，并成功考入这所军校。 在陆军军官学校的日子，对张文荣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成长的时期。 学校内的气氛与其周围的平和景致形成了鲜明对比，学员们的日常充斥着严格的训练和战时的紧张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文荣开始感受到国民党政权内部的问题。 他目睹了一些高级军官在军资上的私吞腐败，看到了指挥官对士兵生命的漠视，这些行为与他心中的军人形象大相径庭。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与内心的挣扎，他们决定不再为一个垂死的政权服务。 张文荣和他的同伴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军校，踏上了加入新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的不归路。 1950年初，随着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迅速升温，张文荣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接到了北上支援朝鲜的命令。 在他的军装口袋里，装着几封家书和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那是他离家前母亲给他的，每当夜深人静时，他都会取出来凝视，提醒自己为了什么而战。 部队进入朝鲜后，张文荣被分配到前线的通讯小组，负责传递战场上的紧急信息。 作为一名通讯员，他的任务至关重要，常常需要在枪林弹雨中设立临时通讯站，确保指挥部与前线部队的信息畅通无阻。 他的背上总背着沉重的无线电台，手里拿着密写的坐标和命令，从一个掩体跑到另一个掩体。 1951年，朝鲜战争进入最为激烈的第五次战役。 在一次夜袭中，张文荣的小队被分派到敌后，目标是建立一个秘密的通讯点。 深夜中，他和战友们蹑手蹑脚地穿过森林，避开敌军的巡逻队。 就在他们即将到达预定位置时，突然遭到敌军伏击，爆炸声、枪声交织在一起，顿时，夜空被照亮，火光中的影子扭曲跳动。 张文荣在混乱中设法启动了无线电，传出了最后的坐标信息，但随即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设备，电台发出的最后一声哀鸣在空气中回响。 他感到一阵剧痛，随后失去了意识。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潮湿阴暗的战俘营里，四周是用竹子和铁丝网草草围成的围栏。 釜山战俘营的日子开始了，那里的生活充满了绝望和残酷。 战俘们被迫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食物匮乏，疾病肆虐，而美军的看守则对待他们极为严苛。 尽管生活条件极端艰苦，张文荣却展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坚韧和领导力。 他秘密地组织小组，帮助战友们保持信念和希望，用小小的收音机偷听敌方的广播，然后将消息翻译给同伴们听，以此提升士气。 美军曾多次试图诱使他投降，利用他的黄埔背景和军事技能，希望他能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或间谍，但他始终坚定地拒绝了。 1952年2月18日夜晚，张文荣及其同伴在敌方的严密看守下被送上了一架美军C-46运输机。 这次行动被包装成一次特殊的间谍任务，美军希望利用这些被训练过的战俘在志愿军后方进行破坏和情报收集。 机舱内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不安的气息，张文荣和他的同伴们佯装合作，心中却各自谋划着逃脱的计划。 飞机升空后不久，张文荣小心翼翼地接近了装备箱，偷偷拿出了一枚手雷。 他的动作极为谨慎，生怕惊动了同行的美军士兵和飞行员。 他知道，一旦行动失败，不仅自己会丧命，还可能连累其他同伴，张文荣轻轻旋开了手雷的保险销，深吸一口冷空气，鼓起所有的勇气和决心。 就在机组人员分散注意力操作机械时，张文荣找到了时机。 他迅速且无声地将手雷滑入飞机的燃料舱口，然后迅速返回到座位，装作一切如常。 几分钟后，飞机内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伴随着激烈的摇晃和火光，混乱中，张文荣和其他几名战俘趁乱打开了机舱门，纷纷跳伞逃生。 张文荣跳伞后，几乎是在漆黑的夜空中自由落体，直到安全地拉开了降落伞。 他在浓密的树林中降落，用树叶掩护身形，避开了美军的搜查。 整晚，他依靠着在战俘营中学到的求生技能和地理知识，悄无声息地穿越敌占区，最终在黎明前找到了志愿军的前哨站。 战后，张文荣回到了家乡，这里的生活远离了战火的硝烟，但战争的回声却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 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名回归的战士，但对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了解甚少。 2001年春天的一天，张文荣收到了来自北京军区政治部的通知，国家决定补发他的复员军人证明书，以认可他的战时贡献，这个消息对张文荣来说，既是一个惊喜，也是一种解脱。 他的妻子看到通知书时，眼中充满了泪水，她知道这对张文荣意味着什么——他的牺牲和痛苦终于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不久后，政治部的人来到张文荣的家中，进行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颁发仪式。 村里的人都聚集起来，张文荣穿着那件旧军装，颤抖的手接过证明书。 他的眼中满是泪水，却也带着几分释然的笑容。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长久以来的重担终于放下了。他对聚集的村民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士兵应该做的事，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