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唐律疏议户婚》，唐朝法定离婚制度主要包括出妻、义绝、和离以及违律婚断离等四种。其中和离可谓是最具现代性的离婚制度，类似现代的协议离婚。 敦煌出土的一份“放妻书”原文是这样：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十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稻鼠相憎，如狼羊一处。 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于时年月日谨立除书。” 一个“放”字，其意是“放妻归于本宗”。相较于“弃妻”、“逐妻”或“离绝”等说法，已大有进步——放妻书绝非休妻书。不说别的，没有撕破脸，没有冷冰冰，还有点温情脉脉，给双方都留了体面，点赞。 虽然，唐代离婚主动权仍然在丈夫手中，但这还是折射了当时的价值观、女性地位的提升、她们对于在婚姻中自身状况的觉醒与关注。放妻书还暗示着对再婚的鼓励，这也是唐代婚姻关系的一个特殊之处。 与“女子再嫁为耻”的固有印象不同，两宋时期女子婚嫁具有较高的自由度，甚至在财产权上也有所倾斜和保障。 宋太祖时颁行的《宋刑统·户婚律》就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夫妻和离具有合法性，且妻子有改嫁的权利。宋真宗时，如若丈夫转移财产，人也走了，导致妻子无法生活自给，妻子即可单方面解除婚姻。 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认祖归宗。后来他给范氏宗族订立的《义庄规矩》中明确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这样的规矩充分证明了女子在婚嫁方面的自由程度。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研究南宋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其中提到，如果丈夫没有能力养活妻子，妻子就有权利离婚；如果妻子遭遇了夫家亲属的侵犯，即便未遂，也是可以离婚的。 总之，南宋妇女离婚改嫁已非稀罕事。 最著名的例子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状告再婚丈夫张汝州。这一举动都被视作夫权社会中难以接受的挑战，但她的确是如此做的。在李清照写给翰林学士綦崇礼的答谢信中有这样四个字：“惟求脱去”，可见其心。 无论再嫁，亦或提出离婚，李清照都不是孤例。 《名公书判清明集》的记载还表明，宋代女性已具有财产继承权，女儿不仅可以继承父母之财产，成婚后夫妻二人的共有财产，妻子按律也是有一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