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参加越南胡志明的葬礼，阿尔巴尼亚代表提出：葬礼上不要与苏方代表团团长柯西金接触，连招呼也不要打。 在1969年9月，中苏边境局势紧张，而此时越南的胡志明于9月3日逝世，引发了一系列国际外交活动。9月4日，中国周恩来总理飞抵越南首都河内，对胡志明表示哀悼。他的访问虽然简短，但意义重大，尤其是在中苏边境冲突的背景下。周总理于9月5日结束访问，回国。 此后，苏联也派出了代表。9月6日，柯西金抵达河内，恰巧错过了周恩来。虽然柯西金此行主要是为了吊唁胡志明，他同时希望借此机会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以缓解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然而，周恩来的行程紧凑，没有留下交流的余地。 随着柯西金的到来，他通过越南外交途径向中国代表团表达了希望在返回途中在北京会见周恩来的意向。这一请求被迅速传递到中国，但初步未获得正式回应。柯西金在河内等待了数日，直到9月10日，未收到确切答复的他只得搭乘飞机返回苏联。 飞往杜尚别的路上，柯西金终于接到周恩来的回应，中国同意在北京机场与他进行短暂会晤。9月11日，柯西金抵达北京，两位总理在机场内的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贵宾室里秘密会面。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最终在中午双方共进午餐，然后继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据参与会谈的苏联官员叶利扎维金回忆，这次会谈非常关键，双方讨论了边境问题，并最终达成了一个保持边界现状的协议。这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次会晤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虽未完全恢复，但双方都表现出了寻求和平解决争议的意愿。事实上，从1969年10月开始，中苏双方在北京进行了多轮副部长级别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78年。 中苏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1970年代经历了从密切合作到逐渐疏远，最后到对抗的复杂过程。在中国革命时期，尽管苏联提供了支持，但斯大林的政策和态度多次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斯大林曾对中国革命的成功持怀疑态度，并在早期支持蒋介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然而，在此期间，斯大林的建议曾是“划江而治”，意图将中国分割为南北两部。 1950年代初，中美之间的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为支持朝鲜而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起初，斯大林对于支援中国的军事物资持保留态度，仅在中国军队表现出色后，才开始提供更多的支援，包括派遣苏联空军。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出现了转变。他大力支持中国，提供了包括歼-7战机在内的重要军事和工业援助。然而，这种援助并非无条件，赫鲁晓夫意图借此增强个人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并试图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随着中国对苏联意图的认识加深，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60年代，赫鲁晓夫撤走了在华苏联专家。中方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加剧，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此后，勃列日涅夫上台，尽管中国希望与苏联关系能有所改善，但勃列日涅夫继续执行反华政策，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压制中国，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3月，珍宝岛的爆发标志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冷却，随之中苏两国陷入了长时间的战备状态。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高达118万的军力，这一行动迫使中国迅速响应，国内呼声高涨，“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口号广为传唱。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推进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加强后方基础设施和军事工业的建设，以应对可能的全面战争。同年，中国召开了历史上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中强调了全国上下要做好“大打、再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8月，珍宝岛再次成为紧张对峙的焦点，边境冲突愈演愈烈，双方都在边境地区加强了军事部署，形势一度看似难以收拾。中国在边境部署了大量兵力。 苏联内部对如何应对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存在显著的分歧。防长格列奇科主张强硬对华，甚至提出使用核武器的极端建议。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与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则倾向于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勃列日涅夫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则支持对抗立场，他和格列奇科一样，对军事解决问题持开放态度。 在全球范围内，苏联当时实力雄厚，军力上甚至超过了美国，但面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苏联的态度复杂。中国于1964年成功进行了首次核试验，这增加了苏联对直接军事冲突的顾虑。 由于中国和苏联均已拥有核武器，任何直接的军事冲突都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这种背景下，尽管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持续，但双方也都清楚，真正的战争对任何一方都不是胜利的选择。尤其是在冷战背景下，任何中苏冲突都可能给第三方国家，如美国，带来潜在的战略利益。 来自 黄安淼. 国际共运名人传[M].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