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科举后到宋“重文抑武”“刑不上大夫”开始形成的文官集团，渐渐无限繁殖。专制体制下的文官统治到了明朝的缙绅家族数次与皇权之间形成一个个冲突的爆发点，比如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事件”。嘉靖皇帝想追封自己父亲却被大臣集体反对，称自己父亲为叔父这样的事情惹得嘉靖大怒，最终群臣挨板子被流放，这出闹剧整整折腾了三年。虽然嘉靖取得了胜利，但文官集团并没有伤及根本，反而在晚明时期形成朝廷乃至地方的毒瘤。崇祯皇帝死前还在哀叹：“诸臣误朕,文臣皆可杀”。 如《江南困局》作者唐元鹏前言所写： 除了皇帝，大明朝谁最大？ 大明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中，科举出身的孔孟弟子组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阶层。 把持内阁，家财万贯，士大夫阶层中的顶级缙绅家族资源无限扩张，如嘉靖朝徐阶就可以坐拥松江府绝大多数良田。但隆庆开关后的大明进入白银时代，晚明的士大夫宗法礼制下的城乡秩序渐呈崩坏之势。书中选取了自万历朝到崇祯六件祸事，矛头直指江南顶级缙绅家族，风雨飘摇中，这个最有权势的阶层在国家衰亡之际也不可避免，从丰饶时代走向崩塌。 万历年间浙江湖州董家一门四进士，范家状元及第，可谓是江南缙绅家族的代表。董份，嘉靖朝重臣，农家出身，会试高中全国第五，殿试进士出身，入选翰林院。写得一手好青词，打通严嵩成为严党，结交锦衣卫都指挥使陆柄，官运亨通。朝廷对士大夫待遇优厚，如免除个人田产赋税与人丁徭役等，这让董家仅二十年就成为湖州大户，田地超过两万亩，典当行一百多处。紧接着请客送礼与地方官员搞好关系，与进士等簪缨大族联姻，以保后代子孙科举高中。可以说，董家发迹就是明朝江南缙绅家族发家致富的典型途径的完美展示。 同理，范应期科举以一百九十三名逆袭成为进士，两人都是家族第一个科举高中，从而使家族鼎盛。 “董范之变”起因是乡民诉讼田地纠纷与家事案件，无论是董家长孙董嗣成的处理良田的“义举”积极退田，还是科举无门的范汝讷的“人命官司”，本质上都有之前家族或家奴利用债权等手段大量侵吞别人土地引发的反噬。两大家族官司缠身，范家更是被乡民围攻范宅，范汝讷服毒自杀，范应期自缢。 这场湖州民变，双方两败俱伤，董家虽有义举但也难免最终家道衰败。曾经的为富且仁的宗族礼法的城乡秩序在这些民变对立中逐渐崩塌，土地兼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开始席卷整个江南，各个社会阶层都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