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二年（927年）正月，李严抵达成都，孟知祥设宴招待。在席间，孟知祥问李严：“朝廷以公来邪？公意自欲来邪？”李严从容对答：“君命也。”李严是带着西川兵马都监的任命而来，这个操作其实与当时明宗“罢诸道监军使”的收缩政策不符，是安重诲对孟知祥的防范于未然。于是乎，孟知祥勃然大怒道：“天下藩镇皆无监军，安得尔独来此？此乃孺子荧惑朝廷尔！”孟知祥当然知道这个任命背后是安重诲，也是明宗本人的意思，但他当时只能将责任归咎于李严，当场将李严拿下斩杀。明宗得知李严被杀，亦是无可奈何，“不能诘也”，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精力制裁川蜀。非但如此，明宗还派客省使李仁矩将孟知祥被扣留在凤翔的家属送到成都，以示怀柔。是年四月，孟知祥奏请朝廷，任命与自己有旧的赵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让他参与决断政务。孟知祥对于赵季良职务的任命，是对朝廷人事权力的无视，也是企图拉拢赵季良助己割据自立。天成三年（928年），后唐明宗改任赵季良为果州、团练使，并以何瓒接任西川节度副使。孟知祥却隐匿制书，上表要求让赵季良留任西川副使。在被洛阳朝廷拒绝之后，孟知祥甚至派出部将雷廷鲁前往洛阳再三论请，最终迫使明宗妥协。不久之后，明宗出兵讨伐反复无常“深讲于纵横之术”的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季兴。为了攻取荆南，李嗣源命孟知祥出兵三峡，配合朝廷大军。孟知祥并不愿意让四川兵马虚耗实力，所以只命部将毛重威率三千兵马屯戍夔州（今重庆奉节）。不久，高季兴病逝，其子高从诲向后唐称臣。孟知祥便要求撤回夔州守军，李嗣源不准。但是，毛重威竟然在孟知祥的指使下，鼓动士兵哗变，自行溃散而回，西川才是孟知祥的根本。后唐灭前蜀之后，以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后唐朝局在经历郭崇韬被杀，兵变四起，进而庄宗被弑，明宗即位之后，川蜀之地已经动荡不安，拥兵藩帅皆欲割据自立，董、孟二人即是此种人。后唐权臣安重诲鉴于董璋、孟知祥在川蜀皆据险要，拥强兵，担心日久难制，于是逐步采取措施以监督、削弱之。先是以客省使、泗州防御使李严为西川都监，以文思使朱弘昭为东川副使，对东、西川二藩帅进行监督。但结果是李严一到任就被孟知祥斩杀；朱弘昭，吓得不敢上任，畏惧逃回洛阳。后唐朝廷面对桀骜的两川，只得妥协让步。但是，天成四年（929年），朝廷再次动手削藩：逐步从东、西川中划出区域，任命忠于朝廷或与董、孟二帅有矛盾的将领率兵镇守，先后任命李仁矩镇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为保宁军节度使；武虔裕镇绵州(今四川绵阳县东)，为绵州刺史；夏鲁奇镇遂州(今四川遂宁县)，为武信军节度使。
在上述人事安排中，武虔裕是安重诲的表兄，而李仁矩素与东川节度使董璋不睦。朝廷这样的安排有两个用意：其一是为了削减董、孟二藩地盘，从而削弱其势力；其二是为了日后将董、孟二帅置于中央军队的监控之下，对其造成威胁，令其收敛割据野心，倘若日后还要反叛，也好调兵对付。这些新任命的节帅“皆领兵数千人赴镇，复授以密旨，令制御两川”，显然就是冲着孟知祥、董璋而来的。对于朝廷这样的钳制，“由是璋与知祥皆惧，以为唐将致讨”，担心朝廷下手。权衡利弊之后，孟知祥在赵季良的建议下，与董璋联姻缔盟，一同对抗朝廷。一方面，二人同时表奏朝廷，要求朝廷撤回夏鲁奇、李仁矩等人；另方面，两川积极准备应对战争。唐明宗下诏抚慰孟知祥、董璋二人。长兴元年（930年）二月，明宗在南郊祭天，加拜孟知祥为中书令。然而，朝廷的这种虚职笼络并没有起到作用，董璋“由是谋反乃决”。二人之中，董璋反意尤决， 在他看来“朝廷割吾支郡为节制，屯兵三千，是杀我必矣”。为了先发制人，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六月，董璋遣兵进攻遂州、阆州的朝廷军队，率先反叛。九月，孟知祥也举兵响应。面对董、孟的反叛，后唐朝廷当然要兴师讨伐，先是下诏削夺孟知祥的官爵，然后又以天雄节度使石敬塘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以夏鲁奇为副使；以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为伐蜀前锋。朝廷大军讨伐虽然明面是冲着东川，在动兵之前，董璋之子宫苑使董光业及其全族被后唐朝廷拘押，“并斩于洛阳”。但是，孟知祥担心朝廷大军骤至，与遂州、阆州合兵，“则势不可支吾”。于是，孟知祥与董璋协谋，先让董璋“以本部军先取阆州”，而孟氏西川则“遣大将军李仁罕、赵廷隐率军围遂州”，并令大将侯弘实助守东川，而后又命张武出兵三峡，攻打渝州（今重庆）。朝廷军队在东川那边却迅速得手，唐军入散关，因为董璋已派兵把守剑门关，难以正而攻取，故绕道剑门之南，自白卫岭人头山后过，迂回袭击剑门关。唐军得手，攻克剑门关，杀东川兵3000人，得而据守。剑门失守，董璋赶紧遣使向西川求救。孟知祥忙派赵廷隐分兵援救。后唐军又迅速攻破剑州(今四川剑阁县)，但因后续支援军队未及时赶到，于是唐军前锋便焚毁剑州庐舍，抢掠财货粮食，又退回至剑门关固守。后唐与两川叛军陷入胶着状态，要攻取战胜万分艰难。长兴二年（931年）二月，后唐军队鉴于粮草转输困难，阆州、遂州又为两川叛军攻取，无法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能复制当年郭崇韬平蜀的成功。已被叛军攻克，失去了内应，平叛战争取胜的希望不大，明宗遂下诏班师，结束了对蜀战争。动武失利，这场战争的策划者安重诲因此被明宗问责，不久更是因离间孟知祥、董璋等人的罪名被杀。为了安抚两川，明宗转而采取怀柔政策，“乃放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各归本道”，很显然是想息事宁人了。孟知祥知道自己在洛阳的家人“俱无恙焉”，于是派人联系董璋，准备联名上表朝廷谢罪。孟知祥可能忘了，董璋儿子全家早已被安重诲杀于洛阳。董璋对此大怒，怒骂来使：“西川存得弟侄，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儿孙已入黄泉，何谢之有！”从此之后，这二位因利益而结成盟友便生了嫌隙，董璋由此“疑知祥背己，始构隙矣”。长兴三年（932年）四月，董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孟知祥率军与之大战于汉州弥牟镇，董璋军大败，仅剩数十骑，“复奔于东川”，被前陵州刺史王晖所杀，“传其首于西川”。既灭董璋，孟知祥“乃自领东、西两川节度使”。洛阳朝廷的李嗣源对蜀中的政局变化并非不想干预，更不愿坐视后唐伐蜀的成果付诸东流。但是，鞭长莫及和力量不足使他只能选择妥协。在孟氏兼并全川，事实割据之后，长兴四年（933年）二月，明宗李嗣源任命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并以工部尚书卢文纪为使，册拜孟知祥为蜀王。同年十一月，唐明宗驾崩，末帝李从珂重演了当年李嗣源即位之前的血雨腥风，后唐皇位再次易主，虽然都号称李氏，但已是三家人。中原动荡，自然无暇顾及川蜀，应顺元年（934年）正月，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并以赵季良为宰相。是年四月，孟知祥改元明德，这一年即后蜀的明德元年。然而，在位仅仅半年，明德元年（934年）七月，孟知祥就病逝了，太子孟昶继位，就追谥孟知祥为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庙号高祖，葬于和陵。孟昶继位之时，尚在冲龄。为了确保后蜀政权稳定，父亲孟知祥在临终之际，为儿子安排了一个顾命辅政班子，“召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受遗诏辅政”。孟知祥安排的这六人顾命班子，其实用意深远。位居相位的赵季良早年也是由后唐入川，与前蜀韦庄颇为类似，做过孟知祥的西川节度副使，为孟氏霸业运筹帷幄，功劳卓著。孟知祥由蜀王而称帝，赵季良也是带头劝进者，因佐命功高，而备位宰相。赵季良智识宏远，又忠于孟氏，是难得的辅弼之才。武信军节度使李仁罕是孟知祥创业“五节度使”之一，与其外甥宁江军节度使张业皆以勇战闻名。孟知祥起兵反后唐之后，李仁罕陷遂州，拔忠州，破万州，陷云安监，克夔州，战功赫赫，尤其是“峡江之捷，仁罕功居多焉”。孟知祥称帝后，以李仁罕为卫圣诸军马步军指挥使，兼领武信军。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是孟氏麾下第一猛将，“拳勇有智略”无人可及。无论是抗击后唐，还是兼并董璋，赵廷隐都立下大功。长兴元年（930年）底，赵廷隐率军扼守剑州（今四川剑阁），两次击败后唐石敬瑭军，“初唐师之入剑门也，内有坚壁，外有劲敌，远近骇震。及廷隐之捷，人心乃安”。正因为剑州大捷，才是后唐撤军，两川的威胁得以解除。在与董璋之战中，赵廷隐有勇有谋，将董璋军队击溃，“斩首千余级”。及至班师成都，孟知祥“亲劳于郊外”孟知祥称帝后，赵廷隐任左匡圣步军都指挥使，领保宁节度使。另外三位辅政大臣，枢密使王处回是个“性宽厚爱士，颇有机略”之人，深得孟知祥的信任。太原人张公铎虽是武将，但“倜傥有节义，好文史之学”。孟知祥在后唐做北都留守的时候，将其“录为亲从”，出镇成都之后，又“补为牙校”。在孟氏与董璋的弥牟镇之战中，张公铎“率众大呼杀敌，所部士卒无不以一当百”，“董璋之败，实以公铎一战决胜焉”。张公铎早年就是孟知祥的亲信旧臣，当时担任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执掌皇帝亲军兵权，对于孟蜀宫廷安全有关键意义。侯弘实原为后唐叛将李绍琛部下，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击败李绍琛之后，收为己用。在击败董璋的战争中，侯弘实“颇与有功”，而且为人“循谨而沉毅”。
在上述六人之中，唯一可能会有异志的就是李仁罕。早在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唐明宗李嗣源准备征讨两川之时，李仁罕及其外甥张业就曾企图谋害孟知祥，向后唐投诚。不过，处于稳定形势的考虑，孟知祥隐忍不发。在后来的战争中，李仁罕也确实立了很多功。后蜀建国之后，孟知祥未及处理隐患，就过早病故了。任命李仁罕为顾命大臣，很可能是为了稳住他。李仁罕与赵廷隐有历史仇怨，两人因为抢功，甚至险些刀兵相见。孟知祥将此二人同时安排进了辅政班子，目的就是令其互相制衡。孟知祥刚死之际，后蜀政权就面临最高权力交接的风险考验。最先知道孟知祥驾崩消息的是值于禁中的枢密使王处回，他连夜将消息告知赵季良，而后又去见李仁罕，发现李仁罕正严整军备以待，显有所图。于是，王处回并未告知孟知祥已死的消息。待到孟昶继位，一切尘埃落定，孟知祥死讯才正式发布。如此操作，就是因为当时“强将握兵，专伺时变”，所谓“强将”就是李仁罕。李仁罕并不甘心失败，在他看来，幼主孟昶不过是个毫无能力的稚子，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广政元年（938年），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所谓的“判六军”，更为完备的说法是“判六军诸卫事”，原本是唐朝旧制，以判六军诸卫事为禁军六军与诸卫的最高统帅。按照惯例，这个职位一般是太子、宗室或者皇帝的亲信方能担任。李仁罕当时的地位并不足以出任此职，如此跋扈狂妄，是在暗示孟昶交出兵权。立足未稳的孟昶虽然对此十分恼怒，但是为了稳住李仁罕，也还是“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表面看皇帝在示弱，但与此同时，孟昶“以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中，为之副”，让和李仁罕怨隙极大的赵廷隐为副职来牵制他。由此可见，孟昶虽然年轻，但绝不昏庸，颇有几分手腕。另一方面，年轻的皇帝孟昶着手在皇宫建立自己的亲军武力，“自置殿直四番，取将家及死事孤子为之，始命李仁罕子继宏、赵季良子元振、张（知）业子继昭、侯洪实予令钦及崇韬，分为都知领之”。值得注意的是，李仁罕之子李继宏、张业之子张继昭也被选入殿直四番，其中之目的恐怕是监视控制。布置妥当之后，孟昶决定先发制人，以非常手段一举解决李仁罕及其党羽。孟昶与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素怨李仁罕”的藩邸旧人一起密谋，“因仁罕入朝，命武士执而杀之”，而后又立即“下诏暴其罪”，并诛杀其子李继勋和党羽宋从会等人。李仁罕被杀对后蜀宿将老臣们震动很大，他们都算领教了孟昶的狠辣果断。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原先也是倨傲狂妄，至成都觐见孟昶之时，以足疾为辞，“扶杖入朝见，见蜀主不拜”。李仁罕被杀当天，李肇便“释杖而拜”，明显畏服，但依然被孟昶剥夺兵权，“改太子少傅 ，徙邛州”，最终老死于邛州。初登帝位的孟昶，就以雷霆手段除掉了跋扈的权臣，控制了军政大权。在赵季良等元勋老臣的辅佐下，孟昶执政之后的几年，后蜀“边陲无忧，百姓丰肥”。但是，辅政老臣巨大的政治能量也足以令年轻的孟昶感到不安，忠诚的品质始终不如权力的制衡可靠。明德二年(935年)，御史中丞毋昭裔被擢升为宰相，改变了赵季良独相的局面。此后不久，孟昶又提拔自己的亲信丰德库使韩保贞为枢密副使，很显然是为了制约枢密使王处回的权力。位高权重的赵季良为人谨慎低调，深知孟昶用意在于集权。为了摆脱功高震主的嫌疑，广政三年(940年)赵季良主动请求与宰相毋昭裔、张业分判三司，后主命季良判户部，昭裔判盐铁，张业判度支，分掌财政大权。赵季良病卒于广政九年（946年），被史书评价为“良性宽厚,居常无喜愠之色”。另一老臣侯弘实同样也是善于保身，对于军政事务几乎不发一言，“晚年兴造禅院，开转藏经，广建第宅，竟得善终”。参与诛杀李仁罕的张公铎算得上是孟昶心腹，但也于广政四年（941年）被剥夺军职，卒于广政八年（945年），孟昶对其的评价是“严而不猛，清而不隘，惟张公已”。广政十一年（948年）七月，枢密使保宁节度使兼侍中王处回也因“专权贪纵，卖官鬻狱，四方馈献皆先输处回，次及内府，家货巨万”，而被罢黜为武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八月，即以太子太傅致仕。广政十四年（951年）夏四月，王处回病卒，还算是得了善终。在王处回被罢黜之前，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却因“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而被孟昶杀死在朝堂之上，手法与当年除掉李仁罕如出一辙，“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籍没其家”。张业和王处回皆因放纵无度、逾法贪暴而得罪，但是一杀一黜，可见孟昶对张业始终心怀戒备，十余年来不过是隐忍等待而已。另一老臣赵廷隐很快也被这场政斗波及，孟昶亲信安思谦在皇帝的授意下诬告卫圣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赵廷隐谋反，并“发兵围其第”，“会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廷入朝，极言廷隐无罪，乃得免”。诛赦之间，其实都是孟昶的帝王心术。赵廷隐也很识相，立即称病交出兵权，不久病逝，谥号“忠武”。从冲龄即位，到广政十一年，历经十五年，孟昶终于将辅政老臣的政治影响全部清除，“始亲临庶政事”。在肃清旧臣势力之后，孟昶接着进行人事大调整，建立自己信任的政治班底。备位宰相的毋昭裔、李昊、徐光溥是孟昶一手提拔起来的；枢密使高延昭、王昭远虽然“名位素轻”，但却是孟昶自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掌握兵权的左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安思谦等人也是孟昶即位之后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至此，孟昶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大权在握。欢迎关注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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