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逝世，李敏的公公提出2条请求：第一、希望中央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第二、希望中央同意，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刊登在报纸上。 中央接到李敏的公公孔从洲的电话后，得知了这些请求，当即表示同意。 1984年4月初，贺子珍的体温始终居高不下，一开始，她只是觉得略有不适，轻微的发热和偶尔的寒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症状逐渐加剧，最终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高烧。 家人和医生起初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但连续几天的高烧并未有任何退缓的迹象，他们意识到情况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无奈之下，贺子珍被紧急送往了华东医院。 医生们对她进行了一系列检查，试图找出引起高烧的原因，他们更换了多种抗生素，希望能够抑制可能存在的感染，但效果甚微。 4月15日晚上，孔令华坐在书房的长桌前，一手拿着笔，另一只手轻轻地翻动着孩子们的作业本，突然，电话铃声打破了这片宁静，声音刺耳且急促，像是预示着某种紧急的情况。 孔令华急忙放下手中的笔，几步走到客厅，拿起电话听筒。 电话那头传来了中办紧张的声音，通知他贺子珍病情严重，已经预订了明天一早飞往上海的机票。 他的心脏猛地一沉，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让他感到一阵眩晕，他转身看向李敏，她正在帮孩子们整理书包，准备第二天的学习资料。 听到电话内容后，李敏的动作顿时停滞，她慢慢抬头，眼中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沉默，孔令华轻声地对她说：“母亲病重了，我们必须立即去上海。” 李敏颤抖着声音回应：“是的，我们马上去。”她的脸色苍白，眼眶开始泛红，尽管多年的疾病让她身体虚弱，但在这种情况下，她知道她需要坚强，为了母亲，也为了自己的家庭。 他们匆忙整理行李，带上必需的药物和衣物，孩子们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不再言语，默默地帮忙收拾东西，整个家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显得有些凌乱，但又必须迅速行动。 到了机场，李敏的心脏病症状开始加剧，她感到胸口一阵阵刺痛，呼吸也变得困难。 孔令华见状，连忙从随身携带的药盒中取出心脏病药物，小心地帮她服下。 他一边安慰李敏，一边担心地观察她的脸色，飞机的引擎声在夜幕中轰鸣，而李敏紧闭的眼睛和紧握的手表明她正努力克服心中的恐惧与身体的疼痛。 飞往上海的路途漫长且充满不安，但孔令华和李敏知道，他们必须尽快到达贺子珍的身边，不论结果如何，他们希望能在最后时刻陪伴着她，给她带去一丝家的温暖和安慰。 当李敏和孔令华匆忙抵达华东医院，夜色已深，医院的灯光在寂静的夜中显得格外明亮。 抵达贺子珍所在的病房门前，李敏深呼吸一口气，推开门，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门后的场景让她心痛不已，贺子珍躺在病床上，面容极为憔悴，双颊通红，似乎正与高烧搏斗，她的呼吸急促且不稳，每一次呼吸都似乎费劲，李敏走近床边，轻声呼唤着：“妈妈。” 贺子珍微弱地睁开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孙女东梅站在床边时，眼角溢出了泪水，嘴角尽力扬起了一丝微笑，尽管微弱，但充满了母亲对子女的深情。 东梅握着贺子珍的手，柔声说：“姥姥，我们来看你了。” 贺子珍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欣慰和力量，她用尽全力，轻声地说：“你们来了。” 第二天，贺敏学和他的家人也从福建赶到了医院，他们接到消息后立即启程，整个旅程心急如焚，担心错过与贺子珍的最后时刻。 贺敏学见到母亲的第一眼，眼中充满了忧虑，他向医生询问了病情，建议使用安宫牛黄丸，希望能够帮助母亲退烧。 在家人的关心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体温逐渐稳定下来。 虽然仍然虚弱，但她能够微笑着与家人交流，甚至开了一个小玩笑：“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不行了，所以都来了？” 李敏和孔令华夜以继日地守在医院，心中满是无力和绝望。 到了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跳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归于平静，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看到妻子李敏悲痛欲绝的情景后，孔令华迅速上前抚慰，意识到不能让李敏持续沉浸在哀伤中，他认为应当尽速处理贺子珍的后事，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逝去的亲人，而非只是哀悼。 孔令华先是安抚了李敏，随后与贺敏学一同商讨，决定联络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他们希望孔从洲能代表贺子珍的家族，向中央提出一些特别的请求。 孔从洲对此感到责无旁贷，立即向中央提出了两项重要请求： 一是希望中央能将贺子珍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骨灰堂； 二是希望中央批准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在媒体上公布。 中央对孔从洲的请求作出了迅速响应，并同意了他的提议。 几天后，李敏接到中央的电话，通知她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详细介绍了她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在这一过程中，李敏带着母亲的骨灰和丈夫乘坐专机返回北京。 孔淑静和她的父亲一同前往机场迎接他们，面对李敏沉重的心情，孔淑静也感到非常难过。 第二天一早，李敏、孔令华和孔淑静一起前往八宝山安放贺子珍的骨灰，由于报纸的报道，许多人自发前往八宝山向贺子珍表达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