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上将孙震带着五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侄子孙元良。孙元良召见手下开会，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现在孙元良叫嚣得有多欢，后面他的结局就有多惨。

此时的孙元良看似手上掌握着几十万的川军大军，背后还有反对派国民党蒋介石的“撑腰”，但实则 他能够指挥的川军大部队根本就是寥寥无几。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山城成功的解放了重庆，驻扎在重庆的反对派蒋介石知道 自己日落西山，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于是蒋介石就连夜逃往了四川投靠川军军阀，希望可以洗脑川军几十万的大部队为自己卖命。

然而反对派蒋介石如今的处境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了，大家都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和他如今的地位。

其中以邓锡侯、刘文辉为首的两个川军将领深知反对派蒋介石打的这个小算盘，无非就是给他们一些蝇头小利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去买卖。

要知道，现在的中国解放军统一中国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如今更是大获全胜解放了重庆，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他们四川成都了。

为此，邓锡侯和刘文辉就想得很通透，与其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势，不如把主动权掌握在他们自己 的手里。

所以邓锡侯和刘文辉都决定，带着他们的人秘密组织一场起义，也就是后来的彭县起义，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国民党上将孙震也早已为自己做好了全身而退的准备。

孙震离开之前，他把自己手中的大权全部都交到了侄子孙元良的手上，自己则在1949年12月的时候，带着几百两黄金坐着飞机逃跑了......

孙元良看着自己手下的几十万川军，一边是手下邓锡侯和刘文辉等人组织的彭县起义，一边是上将孙震逃跑。

这让他十分的气愤，直接就下令：“打，给我狠狠地打，务必要镇压彭县起义，活捉邓锡侯和刘文辉这两个人。”

可眼看着中国解放军就要挺进成都了，但孙元良还想着去镇压邓锡侯和刘文辉，再加上邓锡侯和刘文辉本就是川军的一部分，大家都不想落得个自相残杀的局面。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听从孙元良的指挥，此时的孙元良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员”的尴尬存在。

就这样，孙元良看着自己的部下都纷纷加入了起义部队，而自己又指挥部队川军大部队，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坐车逃跑了。

可笑的是，一向居高自傲的孙元良最后还是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才敢逃跑的。

或许是孙元良自己也知道，如果被昔日的部下发现自己逃跑，不仅脸面都没了，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了。

最终在起义的川军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里应外合下，在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挺进成都，成功的解放了成都。

可以说，由邓锡侯和刘文辉为首组织的这场彭县起义是成都得以解放的关键一步。

特别是在邓锡侯和刘文辉的影响下，彭县起义部队的规模迅速扩大，还带动了不少的川军将领加入到其中，影响十分的深远。

在一定成都上彭县起义也是加速了成都解放的催化剂，所以我们的解放军部队在挺进成都的时候解放计划很是顺利。

后来，这些参加起义的川军部队也成功的改编为解放军部队，而他们也特别信任我们的解放军部队，十分听从解放军部队的安排和改编，一起为我们的新中国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