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们对“中国”是怎么理解的？和现代人是一样的概念吗     在先秦时期至辽宋夏金时期之前，整个“天下”版图中，“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的发展多集中于汉族政权，而较少的体现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基于自身“华夏民族”的身份，“中国”观在汉族所创立的中原王朝中得以充分发展。   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中国”是中原王朝对自身身份的称呼，并将其与“四夷”相对举，“中国”和“夷、蛮、戎、狄”在此时不仅是方位上的不同，更是凭借“皆有其性”加以区分身份上的不同，这种身份的认同即为对自身为“中国”的认同。   在居于中土的人士看来，通过“中国”筑牢的不仅是一条区别华夷的地域防线，更是一条礼乐与蛮夷之别的文明防线，何志虎先生指出，“齐鲁缙绅的‘中国观’的本质是华夏文化优越论，它成为中原诸国共抗外侮的粘合剂，为处理华夷关系提供了一种准则。   属中国则享受礼的待遇，务求亲昵，属夷狄被视为‘禽兽豺狼’，可以大张挞伐”回，这便成为了中国古代史上“中国”观的萌芽。《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国因“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明显因秦地处偏僻而否认其为“中国”。   而随着秦灭六国完成统一，秦朝便被视为“中国”。《史记》曾载：“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   秦汉时期完成了中国版图的统一，此时“中国”与秦、汉之版图相对应，指秦、汉创立的以华夏民族为主、多民族居住的统一国家。汉昭帝时期丞相韦贤在分析天下局势时曾提到：“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大交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观最典型的特点即少数民族政权“中国”意识的涌现，之所以称为“涌现”，是因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十六国皆出现自称为“中国”的情况。   北魏主孝文帝是推进汉化改革的先驱者，其统治时期也是北朝“中国”观的快速发展时期，孝文帝有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这里孝文帝显然将宕昌羌与“中国”之礼仪相对比，“中国”所指即为北魏。   从孝文帝言语中可知，此时的北魏已自视为中华文明之承续者，突破了从地域“中国”到文化“中国”的屏障。待孝文帝意图南伐时，大臣高闾上谏道：“畜力以待敌衅，布德以怀远人，使中国清穆，化被遐裔。”   “中国”的身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具有丰富的意义，既象征着中原，又可以指代华夏，同时也可以是入主中原，学习汉俗的少数民族王朝。   此时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统治者们，对于一直代表“中国”正统的汉族政权，仍处于心理上的弱势，如苻坚曾询问臣子：“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寿，何也?”   苻坚口中所说“中国”显然指代汉族。值得肯定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观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的认识和运用有了新的提升，“中国”认同进一步加深，为隋唐时期的统一和多民族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是即秦汉后的又一次统一时期，赵永春先生认为，由于此时大一统的实现，因而隋唐两朝多自称“天下”，因此“天下”与“中国”在这一时期概念相同。   追溯前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与秦汉时期较为不同，秦汉的“天下”与“中国”的意义并非完全重合，“中国”范围小于“天下”。隋朝由于国祚较短，因而“中国”观在唐朝更为显著，尤其是在唐太宗时期。   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其“中国”观中的“天下”意识最为突出，且随着时局的发展产生变化：唐太宗主政早期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体现了他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开放包容的“天下”“中国”观。   东突厥灭亡时，魏征极力反对让突厥“留居中国”，遭到唐太宗的无视。其晚年曾在面对突厥侵扰时说道：“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唐太宗此时认识到“中国”百姓即为唐朝子民，是“天下”的根本，“四夷”如同“天下”的枝叶，“天下”虽然由“中国”与“四夷”共同组成，但不应损伤根本却厚植枝叶。     由此可见，“中国”观即使在同一朝代，同一帝王主政时期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民族关系、民族思想等变化而不断更新。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