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门的孟庾，入仕五十多年从高官到贬为庶民，史册都没得入，他到底错在哪儿？ 纵观孟庾的一生，称得上是功过参半、大起大落。宣和末年，两浙路漕臣和应奉司系统的任职经历，锻炼了孟庾的理财能力，为他日后主持朝廷财政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段经历也为孟庾打上了王翻门人的烙印。 侥幸躲过靖康年间对“六贼”之党的打击后，孟庾在建炎初年开始崭露头角。然而甫任应天府尹，孟庾就沦为高宗杀害上书言事士人的帮凶，虽然以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却也背负了后世的骂名。 此后孟庾接手户部，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得到高宗和宰相吕颐浩的垂青，很快官拜参知政事。位列执政不久，孟庾受命领兵，与武将韩世忠一道平定福建、荆湖南路等地变乱。 后又以参知政事领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承担起南宋朝廷以文驭武的重任。但在武将权势日重的情境下，孟庾的这项使命最终徒劳无功。 吕颐浩罢相后，新相赵鼎裁撤都督府，但仍以孟庾为执政，参与中枢决策。此后孟庾受命提领措置财用，成立总制司，创设总制钱，在南宋财政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孟庾随后进知枢密院事，距离拜相一步之遥，却因与右相张浚的矛盾，不久即被外放。此后孟庾先后遭到赵鼎相党与秦桧相党的打击，日渐远离权力中心。 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后，孟庾先后被任命为西京留守、东京留守。不久金人毁约南侵，孟庾在东京留守任上降金。宋金第二次绍兴和议后，孟庾选择返回南宋，被废为庶民而死。 孟庾一生虽然道德有瑕，但以他在绍兴初年政坛中的地位与贡献，理应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元代官修的《宋史》孟庾却未能入传。这可能是因为孟庾大节有亏，在传统史家视角中没有入传的必要，但孟庾未入《宋史》列传，更像是宋代国史修撰的疏漏，肇因可能是孟庾死后碑志行状的缺失。 元修《宋史》以宋代各朝国史为蓝本，其列传部分，更是如此。宋代国史出于实录，实录则是在日历基础上修撰而成。高宗朝日历始修于绍兴元年(1131)四月。 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后，于当年七月命国史日历所正式修纂《太上皇帝日历》此后国史日历所上奏称，高宗朝达到立传标准而未立者，有七百七人，应立未立的原因主要是缺少这些人的墓志、行状，“文臣自宰执至卿监，武臣自使相至刺史，未曾立传共七百七人。 虽已蒙朝廷行下礼部开具姓名，遍往所在取索墓志、行状，至今并未见搜访到所。乞再下礼部催促”。到淳熙三年(1176)《太上皇帝日历》成书时，臣僚列传应立而未立者，仍为数不少，是以秘书监李焘建议，“其合立臣僚传，尚有取索未足去处，见行催促，候到即类聚修立，续行添入”这一建议日后应当并未落到实处。 南宋末年编修《中兴四朝国史》时，史官高斯得仍在抱怨列传材料的粗疏阙漏，“今高、孝、光、宁诸臣当立传者，人数犹未能定，杂糅疏漏，绝无伦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按，增入他书”。 是以元朝修撰《宋史》之时，《国史》中高、孝、光、宁四朝列传材料的阙漏不可计数，以至元朝史官需要从野史、文集、郡国志中采撷史料成传，“宋太祖至徽、钦列传至为赅备，至高、孝、光、宁四朝史，盖蜀人李心传氏所修，其阙漏不可计。心传亦以是论罢。素博考实录中所附传，及它野史、文集、郡国志，粗见始终者稍稍补完”。 回顾以上高宗朝日历、国史的修撰过程，再结合孟庾曲折的个人经历，可以推测孟庾未入《宋史》列传，并非史官故意为之。 宋代在修纂日历时，注意记叙人物之生平事迹，遇有高级臣僚薨卒，即为之立传。孟庾虽曾官居高位，但他身故之时，已被废为庶民，史官显然不会为其在日历中立传。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朝廷追复孟庾官职后，有了立传资格的孟庾，即成为高宗日历中的应立未立者。 绍兴三十二年(1162)礼部取索应立未立者的墓志、行状时一无所获，说明孟庾死后很可能并无记载其详备事迹的碑志行状存世。 这也并不奇怪，官员死后，一般由门生故吏为其撰写行状，以记录其生平，并作为此后供朝廷定谥，同时用以立碑、作传的基础，难以想象功名尽革、节操有污的孟庾，身后会有门生故吏愿意为他撰写行状。 即便有人甘冒不韪，也会面临操作层面的困难，宋代官员除名后，“出身补授以来文书皆毁”缺乏告身文书这一重要依据，行状撰写就成了无源之水。 而私家修撰的碑志行状，又是史官修撰国史以及实录臣僚传记的史料来源，如果缺乏行状等私家传记作为原始史料，国史馆在编纂“列传”时就会无从下手。 是以不但《宋史》后世清代学者陆心源编撰《宋史翼》以增补《宋史》列传疏漏为志业，也没有为孟庾立传。原因就是没有记载孟庾详备事迹的碑志行状存世，事迹残缺的孟庾自然难以成传。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