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王安中学识广博又会溜须拍领导马屁，最终被贬逐，实际也不全怪他。 纵观王安中的一生，出身官宦之家，家境殷实，家学渊源，且聪慧好学，年轻时曾跟随苏轼、晁说之等名士学习，考中进士后先后到大名、相州等地为官，后因梁师成举荐得以留京任职，又因其文采斐然且善于迎合徽宗而得到重用，自此青云直上，身居高位，一时风光无二。 他弹劾过蔡京，也向徽宗提出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议，为官早期也曾有过些许善政，但在宋徽宗朝官场的历练下，王安中最终堕落为了一位善于观望宋徽宗风旨，擅长迎合宋徽宗意愿的官僚。 尤其是在联金灭辽重大国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他主动请求出任第一任知燕山府，却又处置不当，“亲见郭药师之跋扈、常胜军之縻费、金寇之侵侮邀索，并不曾奏报朝廷，措置守御，固宠畏祸，左右弥缝，以苟延岁月，故议者咸谓缘燕山之役，成中原之祸者，童贯等倡之，而安中实成之也。”因此，靖康年间，王安中被朝廷贬逐。 关于在联金灭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王安中，宋弱金强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金亡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王安中的所作所为确实加速了这个结果的到来，却不是导致这个结果的主要责任人。 其实，自始至终宋徽宗才是联金灭辽的最高决策者，王安中不过善于揣摩宋徽宗的心理，为了固宠保位，宁可置国之安危于不顾，也要在联金灭辽国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一味地迎合宋徽宗——如果他看不到联金灭辽的风险，则是他目光短浅；如果他看到了联金灭辽的凶险，却闭口不言，反而赞成和支持该决策，则是其奸猾——这才是王安中的可恨之处。 只不过宋人不敢骂身为君主的最高决策者宋徽宗，而王安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宋徽宗的替罪羊之一。 关于王安中对待苏轼和晁说之的态度问题，其实他并不是反覆炎凉、得势忘师。之所以他生前遭受指责，而身后很少有人为他辩解，大抵因为他是徽宗朝得宠的佞臣、罪臣。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说他反覆炎凉、得势忘师便是正常的、应该的，反正他是名声败坏的误国罪臣，多这一条指责，也没人在乎他冤不冤。但最早说王安中得势忘师的是其同门朱弁。 其实在南宋新的政治形势下，朱弁指责王安中，有急于与王安中这位前朝得势又是误国罪臣之一的同门进行政治切割的动机，其印证王安中“忘师”的佐证只有王安中称晁说之为“晁四丈”这一条，而这一条又很牵强。 王安中最大的错，就在于其政治短视，积极蹬联金灭辽的浑水，不仅投机立功不成，反而因误国而得罪。南宋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之所以不好，除了王安中本人的所作所为等客观原因外，还受南宋政治与学术风气转变所导致的社会议论环境变迁的影响。 南宋初期，宋徽宗君臣崇尚的熙丰政治已经被人们厌弃，在宣和、政和年间得势的高官们，均成了误国罪臣；学术上，“宣和溺于王氏，绍兴弊于伊川”，因此，南宋的士大夫们开始匆忙与宣政年间的得势者们作政治上的切割，南宋士大夫免不了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 再就是南宋时期，理学逐渐成为了主导意识形态的正统学说，以朱熹为宗主的理学家们是坚决反佛的，而被贬逐后的王安中在其贬逐生活中却沉浸于佛教之中，这也是理学大师朱熹对王安中大加挞伐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种主客观因素，注定了王安中的千古骂名，即王安中的结局，既是他个人选择的，也是宋徽宗时代造成的，而南宋政治、学术风向的转变则进一步强化了对王安中的负面评价。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