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或将证明，在台湾问题上，毛主席比我们何止早看五十年！ 1953年3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解决“五多”问题》，这篇文章在当时及后来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和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决“五多”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文献，也是一个管理改革的指南，其核心内容针对当时政府及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五多”问题，具体指的是文件多、会议多、空话多、官僚主义多、命令主义多。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在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各级政府机构和党的组织内部，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效率和党的形象。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要通过简化工作流程、减少无关紧要的会议和文件、提倡实际行动、压缩不必要的行政层级、以及增强与基层和群众的联系，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当时，中国正处于建国初期，国家机构和党的组织急需高效和精简的运作方式来适应快速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解决“五多”问题》因此成为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宣言，对后来的政策制定和党的建设起到了基础性的引导作用。 通过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的深入阅读与研究，可以看出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文章不仅针对当时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更对长远的行政管理和政治路线提供了指导。这种前瞻性的思考，即所谓的“在台湾问题上，比我们早看了50年”，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趋势的精准预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前的政治和管理环境下，虽然形式和内容有所变化，但“五多”问题的某些表现形式依然存在。例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仍然是阻碍政府和党的机关效率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现代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不仅要学习历史，更要能够结合实际，创新性地解决问题。 此外，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也被用作培训材料，特别是在许多大中型企业的管理层培训中。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管理者们被引导去思考如何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改善管理方式，增强企业的运行效率和内部凝聚力。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岛之间的政治对话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香港《南洋商报》的资深记者曹聚仁受命于蒋介石父子，作为特使秘密前往北京。 曹聚仁此行的第一站是中南海，直接与中国的外交领袖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总理以充分的礼仪接待了这位特使，两人的对话在颐和园的静谧环境中展开。 此次会谈，周总理明确表示，大陆的立场是和平商谈，而非单方面的招降。他强调，台湾的实际价值在于其民众的福祉，而非政治工具。此外，周恩来还提出，即便在统一后，蒋介石及其家族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并可能担任政协等非行政性职务。 在此之后，曹聚仁又与中共中央的其他高级官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这些讨论多聚焦于“和平统一”的实际操作问题。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曹聚仁，对于台湾未来的政治安排表达了中央的宽容政策。毛主席提到，两岸统一后，台湾可继续推行三民主义，中央不会进行政治干预。 8月，曹聚仁与中国领导层的多次会谈，最终形成了一份详细的会谈纪要。这份纪要后来被曹聚仁带回香港，并通过《南洋商报》广泛传播。此次报道在台湾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回到香港后的曹聚仁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外交策略和人格魅力表达了高度赞赏。曹聚仁的报道不仅在香港和台湾，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1956年10月，当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主席与他就联合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中南海的一次友好会谈中，苏加诺建议中国应尽早加入联合国，以增强其国际声望。毛主席虽对此持保留态度，却明确表示，只有在台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考虑加入联合国。 1965年，随着大陆方面的再次主动出击，曹聚仁这位历史的见证者再度被卷入了两岸统一的重要讨论之中。 那一年，大陆的政府已经制定了新的策略，即“一纲四目”，力图为两岸关系的缓和铺平道路。大陆方面在新提出的政策中明确表示，只要台湾地区愿意回归，其余问题均可按照台湾方面的意见处理。 同年7月，曹聚仁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面。周总理将这些新策略的细节逐一向曹聚仁传达，希望他能作为联络者，向台湾方面说明这一框架。 不久之后，蒋经国在香港与曹聚仁会晤，并请他转达一个邀请，希望他能前往台湾与蒋介石面谈。在这个阶段，台湾方面的态度依旧谨慎，但也显露出一些变化的迹象。 曹聚仁最终在台湾的日月潭涵碧楼与蒋介石秘密会面。尽管这次会谈的具体内容至今不为外界所知，但可以确信的是，双方讨论了如何实际推进两岸关系的具体措施。据悉，曹聚仁还向蒋介石传达了毛泽东亲笔所写的诗《临江仙》，这首诗以其典型的文人韵味，表达了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深切期盼。 来自 戴国辉著. 《戴国辉讲台湾 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