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晚年坚持“七不”原则，再对比现在的某些科学家、院士们等等，简直不堪入目，为了给年轻人机会，1982年钱学森主动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而且不接受返聘。 而且在晚年的时候为了集中精力思考系统工程论在其他行业的应用，他提出：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不去外地开会、不出国访问。 在1955年，钱学森面临了人生中一项重大抉择，这不仅关乎个人职业生涯的走向，更触及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当时，他已在美国建立了卓越的科学事业，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同时还是喷气推进中心的主任，是无可争议的航天与火箭技术领域的权威人物。 在美国，他享受着高薪和学术界的极高尊敬，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 就在这样的职业高峰期，钱学森作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震惊的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成就与待遇，选择回到祖国中国。 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之际，科技和教育落后，迫切需要人才支持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钱学森的选择并非一时冲动，在他看来，虽然个人在国外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但这与帮助祖国建设、提升国家的科技实力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他深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巨大的力量，尤其是在航天和高等教育领域。回国后，钱学森并未享受高待遇，与在美国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这并未影响他为中国科技事业所做的贡献。 钱学森投身于中国的航天科技研究，带领和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尽管钱学森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生活却极为简朴，这种品德的体现不仅仅限于他的科研成就，更广泛地表现在他对财富的看待和处理上。 1957年的事件是钱学森品德的一个显著体现，那一年，他因为其在控制论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奖金总额为1万元人民币。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笔钱是一笔巨大的收入，足以改善个人甚至家庭的生活条件。 钱学森却选择了一个不同的用途——他没有将这笔钱用于个人生活的提升，而是购买了等额的国家公债。 1962年，当钱学森的两部学术著作《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出版后，他所得的几千元稿酬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钱学森选择了将这些稿酬全部上交国家，尤其是在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的背景下，这一行为显得尤为重要和时代意义深远。 他的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他对个人财富的淡泊，更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支持和奉献。 1991年对钱学森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不仅因为这一年他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华诞，也因为他决定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职位上正式退休，结束了自己在科技一线的职业生涯。 退休并非结束，而是一种新的开始，标志着他对于科学事业多年努力的另一种延续。 这一年，更重要的是中央为表彰他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贡献，秘密筹备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及一级英模奖章。 当10月10日的阳光照进钱学森的办公室时，中央领导亲自向他透露了这一决定。 面对来自最高层的这份荣誉，钱学森虽然内心有所抵触，但出于对组织的尊重和服从，他只能接受这一决定。 颁奖仪式盛大而隆重，全国的目光都聚焦于这位科学巨人。 在光彩的背后，钱学森的心情却颇为复杂。 颁奖仪式的次日，钱学森在看到各大报纸上连日来对他的颂扬时，感到了不安。 他要求秘书立即联络相关的报纸和电视台，停止所有关于他的宣传，他不希望自己成为焦点，更不愿看到自己的荣耀影响到其他科学家的积极性。 晚年的钱学森坚持的“七不”原则不仅反映了他对个人荣誉和物质利益的超脱，而且体现了他对科学研究纯粹性的深刻执着。 钱学森选择不为任何出版物题词或写序，他认为科学的严谨性远比个人名声更为重要，坚持科学研究和学术出版应保持独立和客观，不受个人影响或商业利益的干扰。 钱学森的这一原则源于他对科学研究评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和偏见的担忧。 此外，钱学森也避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和兼任任何荣誉性职务，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浪费时间，更是为了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确保自己的科学研究不受任何外界干扰。 他的这种做法，在学术界被视为高度自律和道德的象征。 上了年纪后，钱学森更是坚持不去外地开会、不出国访问，他认为自己应该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际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中，而不是在各种会议和活动上消磨。 这种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使得钱学森在晚年依旧保持了极高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继续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钱学森一生的这些选择和行为，无疑为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树立了一个高尚的榜样，展示了一个科学家对于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行的坚持，以及对科学事业纯粹和执着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