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蒋中正病逝于台北，巧合的是，蒋过世的那一天，恰好是清明节，上午的时候，蒋的生命体征还算正常，但是到了夜里，他却忽然病倒了，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也在全力救治，可这个时候，蒋已经是强弩之末，不久之后，蒋永远就再也睁不开眼睛了 早在1970年，蒋介石的身体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由于年事已高，他不得不频繁接受医疗团队的治疗。1972年3月，他进行了前列腺切除手术，但手术后遗留了慢性前列腺炎，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同年，他因感冒转为肺炎，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了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治疗。 1973年7月，台湾内部开始流传他病危甚至已经去世的谣言。这些传闻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各方势力也开始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 恰逢蒋孝勇即将结婚，他们将新婚夫妇向长辈奉茶的地点安排在荣民总医院。这次活动经过精心策划，摄影师捕捉到了蒋介石神态轻松、面带笑容的画面。这些照片迅速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向外界展示了他健康状况良好的形象，暂时平息了谣言。 然而，谣言并未因此消散。为了进一步稳固权力，宋美龄和蒋经国在1973年至1975年间，多次安排类似的公开露面。他们深知，如果蒋介石的健康状况被外界确认恶化，政权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同年11月，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出席至关重要。然而，此时的他已虚弱到难以行动。为使他能够参加会议，工作人员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他的右手因无力下垂，警卫人员用透明胶带将其固定在椅子扶手上，营造出他安然参会的形象。 除了政治活动，家庭聚会也被用来展示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在一次重孙女蒋友松的生日会上，他被安排抱着孩子合影。这些照片再次被用于向外界传达他依然健在的信息。 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公开露面，是与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的会晤。美国方面希望通过此次会面，评估蒋介石的真实健康状况，以调整其对台政策。这对于台湾当局来说，既是压力也是考验。蒋介石在宋美龄的搀扶下，勉强完成了这次会晤。尽管他只能简单地表示问候，大部分交流由宋美龄代为进行，但这次会面成功稳住了美国方面的疑虑。 然而，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已无法逆转。1974年12月，台湾爆发流感，他再次感染，引发肺炎。长期使用抗生素导致的耐药性，使得治疗更加困难。据相关记载，从1975年1月开始，他的病情持续恶化，虽然意识尚清，但身体机能日渐衰退。 1975年3月，春节过后，天气逐渐回暖。然而，蒋介石的健康状况并未随之好转。宋美龄心急如焚，在亲信的建议下，特地邀请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前来诊治。经过详细的病情分析，这位外籍医生认为，患者的病情与大量的胸腔积液有关，建议进行肺部穿刺手术，排出积液，以期改善心脏问题。 这个提议在医疗团队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团队成员坚决反对，认为在蒋介石高龄的情况下，进行如此风险的手术极为不妥。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控制积液的增长，维持现状，争取更多的时间。直接抽取积液可能加重心脏负担，甚至引发其他并发症。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医疗意见，宋美龄坚持采纳外国专家的建议，主张立即手术，并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出于对家属意愿的尊重，医疗团队最终同意了手术方案。 手术当天，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过程中，从患者的肺部成功抽取了近半升的脓液，手术表面上取得了成功。然而，术后的并发症很快显现。当晚，蒋介石的体温骤升至41.2摄氏度，官邸内的工作人员无不惊慌失措。次日，他出现了严重的血尿症状，情况危急。医疗团队不得不紧急输注血浆，才稍稍稳定了病情。 在高烧和出血的双重打击下，蒋介石的心脏功能急剧恶化，心跳停止的频率增加，间隔时间缩短。 3月29日，蒋介石从昏迷中苏醒，意识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他要求召集台湾的党政要员，口述遗嘱，由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记录。 1975年4月5日清晨，蒋介石的精神状态似乎有所好转，意识也格外清晰。他要求被扶上轮椅。儿子蒋经国一早前来探望，详细汇报了清明节的相关安排以及张伯苓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 临近中午，阳光愈发强烈，空气变得闷热。蒋介石的情绪开始波动，时而起身，时而躺下，面露不悦。医生们建议他静心休养，但他未予理会，反复无常的举动令身边的人倍感不安。 傍晚时分，蒋经国再次来到官邸，与宋美龄共进晚餐后，前往父亲的房间探望。见到父亲略显疲惫，便建议他早些休息，并嘱咐医生给予“镇静剂”。事实上，为了避免对心脏造成负担，医生们并未使用真正的镇静药物，而是以维生素片代替，希望能起到安抚作用。 1975年4月5日晚上23时55分，蒋介石官邸内，监护仪上的心电图曲线突然归于一条直线。值班护士立刻发出紧急通知，所有医护人员迅速集结展开抢救。值班医生俞瑞章匆忙赶到，立即进行一系列急救措施，包括电击复苏。然而，尽管多次尝试，蒋介石的心脏始终未能恢复跳动。医护团队意识到，情况已无法挽回，随即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一不幸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