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1960年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酣，许多城市青年应国家号召，前往农村进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社会实践。刘琦，一名出生于呼和浩特的普通家庭女孩，虽身体多病，但仍积极响应号召，下决心离开城市的舒适圈，投身于内蒙古五原县的河套村。尽管她在村中因为身材矮小而受到歧视，她依然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与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刘琦与刘三海的婚礼在河套村举行，冬季的冷风穿过稀疏的村庄，村民们围坐在简陋的院落里，一堆堆的火堆散发出温暖的光芒。婚礼并不豪华，但满载着乡村的朴素和喜悦。刘琦穿着一件红色的嫁衣，面容中透出希望和坚定，她相信自己选择的生活会充满阳光和希望。   婚后的日子，起初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春天到来时，刘琦和刘三海一同下地耕作，两人肩并肩在田间劳动，周围是新翻的泥土的芬芳和远处山花的璀璨。然而，这种和谐不久后就开始出现裂痕。刘三海逐渐露出了他的本性，工作中的懒惰开始变得明显，他经常找借口逃避辛苦的田间劳作，留下刘琦一个人承担大部分工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刘琦开始感受到婚姻生活的重压。刘三海不仅工作懒散，而且开始对刘琦的一举一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每当村中有其他男性与刘琦交谈时，刘三海的眼神就会充满怀疑和嫉妒。他的言语中充满了指责和讽刺，这使得刘琦感到极大的心理压力。   日复一日，刘三海的态度越发恶劣，他开始频繁地在酒后辱骂刘琦，有时甚至动手。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村里的狗吠声打破了夜的静谧，刘三海又一次醉酒归来，他摇摇晃晃地走进屋内，看着忙碌于家务的刘琦，突然大声斥责她没有为他准备晚餐。那晚的争吵格外激烈，刘三海的手掌挥向了刘琦，留下了她脸上第一个清晰的五指印。   尽管遭受了丈夫的种种虐待和冷漠，刘琦仍努力维持这段婚姻，她始终记得自己曾在新婚之夜对刘三海说过的话。但生活的艰辛和丈夫的暴力逐渐消磨了她的意志和健康。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在田边独自劳作，而刘三海则在村中的树荫下和其他男人打牌，抽烟，消磨时间。   一转眼几年过去，刘琦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心灵，仍然坚持在田间劳作。她的双手被农具磨出了老茧，背被太阳晒得黝黑。刘三海对她的忽视与日俱增，他开始外出彻夜不归，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都见不到人影。   随着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刘琦的生活压力达到了顶点。夜深人静时，她常在屋内那盏忽明忽暗的灯光下独自哺乳，微光中映照着她的脸，泪光在眼眶中打转。在这寂静的时刻，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对孩子们许下承诺，无论将来如何艰难，她都要保护这两个无辜的生命不受任何伤害。   这些日子，每一天对刘琦来说都是一场挣扎。从最初的梦想到现实的残酷，她的生活似乎陷入了无尽的黑暗。这一切都始于她对刘三海满怀希望地说出的那句承诺，而这句话最终却引领她步向了悲剧的结局。   进入198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调整政策，允许农村知青带家属迁往国营农场，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刘琦一家也得以迁至新建的农场，这本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线希望在她的生活中重新闪现。然而，她的心灵已经被深深的创伤覆盖，难以愈合。   然而，刘琦的家庭生活并未因为她的工作有所改善。刘三海的赌博恶习愈演愈烈，他常常将家中的钱财输得一干二净，有时还债台高筑，使得整个家庭陷入经济的困境。每当刘琦努力攒下一些钱希望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时，刘三海总是以各种理由要求她拿出钱来，他的无责任和自私逐渐消耗了刘琦所有的耐心和希望。   在刘三海的影响下，他们的两个女儿也渐渐感受到家庭的压力。大女儿虽然性格温顺，但时常因为家庭的不和谐而显得忧心忡忡；小女儿则因缺乏父爱，性格逐渐变得叛逆。刘琦尽力维护这个家的和谐，但无论她如何努力，似乎都难以阻止家庭向着破碎的边缘滑落。   情况在1995年的冬天达到了极点。农场里的其他家庭都在庆祝收获，家家户户都有新的电器和装修，而刘琦家却依旧陈旧寒酸。刘三海不仅没有为家庭带来任何改善，反而更加沉迷于赌博，经常消失几天不归，留下刘琦一人面对所有的家务和孩子们的抚养。他还常在村中散布谣言，诋毁刘琦的名声，声称她与学校里的男教师有不正当关系，这让刘琦在社区中的处境变得尤为尴尬和困难。   最终，在那个漫长的冬夜，刘琦再也无法承受生活的重压。她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熟睡的面庞，深感自己无力再为她们提供一个温馨和平的家。在绝望的深渊中，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希望以此结束自己的痛苦。她静静地走到厨房，拿起放在角落的农药瓶，眼中没有泪水，只有一种解脱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