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21日，一个北京外馆中学六八届的北京知青偷了家里的户口本，花了五分钱注销了北京户口，拿到了一份迁移证，到陕北安塞高桥公社刘塔大队插队入户。 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定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涌动了全国，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离开城市，被派往农村或加入"生产建设兵团"，以支持国家的农业和经济发展。这个运动旨在通过将城市青年迁移到农村，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同时帮助青年接受农村的再教育，增强对国家的贡献。然而，在参与这场运动的知青中，生活方式和经历却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大多数知青被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与农民一同耕作、生活，直接融入农村社区。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与农业劳动相连，体验到了传统农村的生活方式和辛勤劳动。这种生活虽然艰苦，但也充满了与土地直接接触的朴实感。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知青的生活则截然不同，他们加入了全国各地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兵团虽不属于正规军队，却具有明显的准军事化特征。知青们在这里不仅务农，更是参与到了较为组织化的生产活动中，如屯垦、基础建设等，旨在开发边疆，增强国防。"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立，同时也是对那些城市失业青年的一种就业安排，兼具备战的目的，反映了当时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一种应对策略。 1969年1月21日，寒冷的冬日，北京男知青殷金昌做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那天，他悄悄拿了家里的户口本，一个人跑到派出所，花了五分钱工本费，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拿着一纸迁移证，他毅然踏上了去往陕北安塞高桥公社刘塔大队的列车。 当时，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热潮正席卷全国。作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殷金昌本可以继续升学深造。但他却选择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远赴陕北农村扎根基层。 经过几天的颠簸，殷金昌终于来到了安塞高桥公社刘塔大队。虽然此前他对农村生活有所想象，但真正置身其中时，残酷的现实还是让这个城里娃倍感震撼。 刚到村里，殷金昌和其他几个知青就被安排住进了村西头的一孔破窑洞。那窑洞里没有电，晚上一片漆黑。一天夜里，几个知青想偷偷看书，就动脑筋用墨水瓶盖做了个简易煤油灯。谁知那瓶盖是塑料的，一点着，黑烟滚滚冒出来，呛得几个人直咳嗽，险些没把他们给熏晕过去。 在刘塔大队，殷金昌第一次体验了农村的艰苦。虽然他是个城里孩子，但在那里，他和大家一起下地干农活，吃粗茶淡饭，日晒雨淋，早出晚归。有时，那些活计繁重到让人喘不过气，他的手和脚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子。但殷金昌并没有退缩，他咬牙坚持着，和当地的老乡们打成一片。 就这样，在安塞，殷金昌一干就是三年。三年的农村生活，让这个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经历了不少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睡土炕，第一次吃野菜，第一次参加农村的红白喜事。他逐渐被朴实善良的乡亲们所感化，那些宁愿自己受苦也要帮助他人的淳朴品格，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 1971年，公社决定把殷金昌调到子长县枣林煤矿当矿工。这对于农村户口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变化。但在煤矿，因为长期的繁重劳动，殷金昌的腿疼得厉害，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得知此事后，当年刘塔大队的队长又把他调了回来，安排他去安塞机械厂当工人。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77年。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但已经成为大龄青年的殷金昌，却与大学擦肩而过。 时光荏苒，飞逝如梭。转眼到了1987年，殷金昌已在安塞扎根近二十载。这一年，远在北京的父母先后两次给他寄来家书，殷切希望儿子能够返京，重新开始城里的生活。但殷金昌婉言谢绝了。在信中，他坦言自己已经离开太久，一时难以适应。再者，妻子的母亲把他视如己出，他实在不忍割舍这份亲情。最终，他勉强同意将儿子的户口迁回北京，以便孩子将来在那里求学。 说起殷金昌的妻子，还要追溯到1977年的那个冬天。那时，在一位卖菜老大娘的牵线搭桥下，殷金昌结识了来自真武洞公社真郊大队的女知青。姑娘家境贫寒，对此，她坦言道:＂我比你还穷，跟了你就像在鸡蛋壳上点灯，但我心甘情愿。＂朴素真挚的话语，让殷金昌心头一暖。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在破窑洞里，几个知青用墨水瓶盖做煤油灯的情景。姑娘的真诚打动了他，没过多久，两人便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开始了艰难而温馨的小日子。 婚后，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 他们一起操持家务，抚育子女。日子虽然清贫，但却充满了欢声笑语。记得儿子蹒跚学步时，殷金昌下班回家，总会先跟孩子玩上一会，逗他开心。等孩子睡熟了，夫妻俩再把家里收拾妥当。 1983年，殷金昌被安排到机关烧锅炉，兼职打扫卫生。 尽管工作辛苦，但他从不抱怨，任劳任怨的态度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后来，殷金昌被调到收发室工作，负责文件的收发。1985年，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家落实了知青及其家属的待遇，殷金昌的妻儿户口一夜之间变成了城镇户口，从此吃上了商品粮。